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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联盟中国古代史2-【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03:32 阅读: 来源:胶条厂家

313; 《国语·周语》上。

③ 关于共和之义历来有两说。一是古本《纪年》之说,谓“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二是《史

记·周本纪》之说,谓“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两说相比,以前说较胜。共和元年为前841

年。

④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

① 《毛公鼎》铭文。

② 《诗经·六月》。

景象。但是宣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且有所发展。宣王不修藉田之

礼,说明籍田制度正在瓦解。《国语·周语》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

料民于太原。”试图以此来补充军队,结果引起大臣们的反对。宣王末年,

对外战争接连失利。随着宣王逝去,其“中兴”业绩也就成了过眼烟云。

七 西周的衰亡

宣王之后,其子继位,是为幽王。周幽王二年(前781),周王畿的渭、

泾、洛三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山崩川竭,给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灾害。和天

灾相比,幽王时期人祸的影响尤甚。幽王任用善于阿谀奉迎的佞臣虢石父为

卿,其它高官也多为谗慝暗昧之人。幽王对褒姒的宠幸使贵族和民众普遍不

满。《诗经·瞻卬》篇说“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

对褒姒的抨击十分激烈。幽王所任用的佞臣随意征发赋役,担取民众的财物

和土地,以至民众哀怨“彻我墙屋,田卒污莱”①,“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人有民人,女覆夺之”②。幽王时期,许多贵族感到形势危殆,纷纷另谋出路,

大臣皇父就在东部地区为自己另建城邑,司徒郑桓公也到东部的济、洛、河、

颍之间寻找立足之地。

据《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八年(前774)周太史史伯曾经向郑桓

公分析当时周朝的形势,认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今王弃高明昭显,

而好谗慝暗昧”,“周法不昭,而妇言是用”,指出当时的矛盾焦点是申、

吕、缯等诸侯国与周幽王之间的太子之争。幽王嬖幸褒姒,故去太子宜臼及

其母申后,而以褒姒为后,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逃奔其外祖之申

国,“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③。周幽王废

黜申后,并欲伐申。据《国语·郑语》记载,关于此事,史伯早就有所预料。

他说:“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

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幽王率军与申、

缯、西戎等的兵众战于骊山,大败。幽王和其子伯服均被杀于戏(今陕西临

潼东北)。据古本《纪年》记载,幽王死后,“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称为携王,与宜臼相抗衡,形成“周二王并立”的局面。约在前760 年左右,

携王被晋文侯杀掉,周平王的地位才得以巩固。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而言,幽

王之死就是西周的结束。周平王东迁雒邑以后,不仅周朝政治重心转移,而

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诸侯国势力乘机崛起,以至出现了霸权迭兴局面,东

周时期的社会面貌已经和西周有了很大不同。

① 《诗经·十月之交》。

② 《诗经·瞻卬》。

③ 古本《纪年》。

第五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一 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是夏代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还比较简陋,多数

是石器、木器、骨器。《韩非子·五蠹》篇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

为民先”,可见耒臿这两种木质工具在夏代是广泛使用的。《论语·泰伯》

篇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大概夏代已经有了农田灌溉系统。从《孟

子·滕文公》上篇的“夏后氏五十而贡”的说法看,夏代似乎已经有了对于

田亩的计量和贡纳农产品的制度。相传禹臣仪狄作酒,后来少康又曾制作出

秫酒,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谷物产量有了一些增加。

商朝已经出现了青铜铸造的农具,仅管数量较少,但已包括了铲、铸、

■、镢、斨等许多品种。甲骨文“藉”字作人执耒而耕之形,“力”字作单

齿木耒之形,“男”字作以耒耕田之形,这些都说明耒是商代主要的农业生

产工具。卜辞材料表明,商代农田的开辟与田猎很有关系,商王的一些重要

农业区,如京、敦、画等,往往是由田猎区发展而形成的。甲骨文有商王令

人垦田的记载,“芟”、“裒”等甲骨文字都与垦田有关。商代种植的谷物

主要有禾、黍、麦、稻,在甲骨卜辞中都有记载。卜辞中的“肖田”、“尊

田”、“蓐田”都与中耕除草和给禾苗培土有关。甲骨文“采”字作用手摘

取禾穗之形,还有一个作收割谷物秸秆状的字,被释为“刈”。粮食贮藏处

所称为“廪”,殷王经常派人巡视贮存粮食的仓廪,卜辞称为“省廪”。从

卜辞记载的农作情况看,商代农业已经脱离了低级粗放阶段,形成了由多种

生产环节组成的系统生产过程。商王对于农作十分重视而且也很熟悉,不少

生产环节都要由商王亲自过问或莅临。相传成汤时曾有旱灾,“伊尹作为区

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①。《尚书·盘庚》篇载盘庚迁殷时曾经以农作为

例向人们阐述道理。他说“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隋农自安,不昏

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这些都说明了商王对于农业的重视。历

年所出土的商代酒器有很大数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谷物产量有了很

多增长。

和夏商时期相比,西周的农作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西周时期,初开垦

的田地称为“菑”。这种田地经过整治到第二年才可种植,便称为“新”。

这两种田里常有许多野菜,所以《诗经·采芑》篇说“薄言采芑,于彼新田,

于此菑亩”。开垦历时三年的田地称为“畲”。《诗经·臣工》篇谓“嗟嗟

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从诗句看来,周王对于新、畲两

种田地的收成是相当关心的。周代农田一般都作出疆界和沟洫,即《尚书·梓

材》所说的“为厥疆畎”。用耒耜挖土的农作称为耦耕,《诗经》说“亦服

尔耕,十千维耦”,“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可见当时耦耕的规模是很大

的。农作物的田间管理在西周时期也颇有发展。《诗经·良耜》篇说“其镈

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尽见当时已经懂得了变杂草为肥

料。农业是周朝的立国之本,西周时期丰收年成的粮食产量相当可观。《诗

经·载芟》篇所说“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诗经·甫田》篇

所说“曾孙之稼,如茨如粱。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

① 《齐民要术》引《汜胜之书》。

箱”,都是丰收情况的写照。农作物的品种在西周时期为数不少,故有“五

谷”、“百谷”之说。主要种类有黍、稷、禾、麦、麻、菽、稻、縻、芑、

粱等。

土地制度的变化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夏商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是以族为

单位的土地公有制,农业生产往往采取集体劳作的方式进行。王所直接拥有

的土地要征发各族的族众来耕作。殷墟考古发掘中曾经在一个坑内集中出土

一千多把石刀,另有坑内出土440 把石镰和78 件蚌器。农具的集中保管适应

了当时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虽然有“溥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之说,但实际上却是和分封制度相适应的多层

次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当时的土地划分为井田。《孟子·滕文公》上篇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

后敢治私事。”井田以公田和私田的划分为主要特征,各级贵族主要剥削民

众的劳役地租。《诗经·大田》说:“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写出了正在耕种公田的农民的心理状态。

天象的观察和历法的制定为农业生产发展所必需。相传《大戴礼记·夏

小正》篇就是根据夏朝历法编写而成的。它逐月记载了物候、家事和某些天

象情况。春秋时期的人说“夏数得天”②,认为夏朝历法与自然物象的变化相

适应。夏代已经对许多天象进行观察,“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

人走”③,就是一次很早的日食记录。商朝时期对于火星的观测十分重视,卜

辞中就有关于火星的记载。殷人已经记录了许多日食和月食的情况。一般认

为,商朝还是采取观象授时的办法来制定历法的,殷人对于日、月运行的周

期和规律尚未有清楚认识,因此也就不大可能进行推步而制定历法。殷历属

于阴阳合历,以新月初见为月首,一个月为30 天,或者多1 天,或者少1

天。闰月开始加在岁末,后来加在年中。殷代一年分为春秋两季,一天分为

大采、食日、中日、昃、小采、夕等时区。卜辞中保存有十分完整的干支记

录,表明殷人是以干支记日的,具有很明确的10 日一旬的概念。西周时期采

取以太阳纪年、以月亮盈亏变化来纪月的历法,彝铭和周代文献中有许多干

支和月相的记载。西周时期将一个月分为四个部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

至七、八日;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三曰既望,谓

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是以后至于晦”①。

西周中、后期从观象授时进入到推步的阶段,表明历法的制定已经达到了较

高水平。西周后期,对于天象的观测已经有了比较精确的记载,《诗经·十

月之交》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就是我国最早

的一次有确切日期的日食记录。

① 《诗经·北山》。

② 《左传》昭公十七年。

③ 《左传》昭公十七年。

① 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卷一。

二 畜牧业的情况

夏代的畜牧业大概已经初具规模。少康逃奔有仍氏的时候曾经被任命为

“牧正”,专司放牧之事。《天问》里有“有扈(易)牧竖”的说法,当指

夏代的有易氏已经有了专门放牧的奴仆。

商朝的畜牧业比夏有了很大发展。殷墟发掘曾经出土不少牛、羊、马、

豕等的遗骸,这与甲骨卜辞里大量牺牲的记载是吻合的。卜辞记载的一次用

牲数量有“千牛”、“牛三百”、“百羊百牛百豕”、“百犬百豕百牛”、

“百羊百九十九豕”等不同的记载。②殷人很少用马作为祭祀时的牺牲,这大

概是由于马多被用于驾车的缘故。殷墟出土有车马坑,可为其证。

殷人除了大量饲养马、牛、羊、豕等家畜以外,还饲养象。卜辞中有“乎

象”、“令象”、“获象”等记载,③应当是猎获象或让象劳作的记载。卜辞

里有关于是否让象跟随部队前往征伐的记载,与《吕氏春秋·古乐》篇“商

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殷墟文字甲编》第2422 片画

一怀孕的母象,其旁还紧随一只幼象,应当是殷人养象之图。殷墟王陵区有

两座象坑,说明象也被用来殉葬。甲骨文的“为”字,作人手牵象之形,亦

可证“商人服象”之说是正确的。今河南地区在商代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于

象群生殖,古称其为豫州,与殷人养象当有关系。

商朝的养马业比较发达。商王常乘马车狩猎,还常向诸方国部落征收马

匹。这种征收方式在卜辞中称为“登马”、“取马”、“以马”。甲骨文中

有一个与“牢”字相近的字,作厩圈养马之形,说明商代已经有了专门养马

的处所。甲骨文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马”字,马腹下画一索形,据推测

是表示用麻绳或细皮条将马势绞掉,可见当时已经掌握了马匹的去势术。商

朝有不少和养马相关的官员,称为“马”、“多马”、“多马亚”、“马小

臣”等。殷人还按马的毛色、特征、外形、用途等,将马分为许多种类,古

代的相马术当发轫于此。

养蚕业在商朝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第38 号墓所发

现的陶簋、铜戈、铜爵、铜觚等均以丝帛包裹,这些丝帛有纨、纱罗等种类。

安阳大司空村和山东益都苏埠屯的商代墓葬都出土有形态逼真的玉蚕。殷墟

武官村大墓出土的铜戈上残留有绢帛纹迹。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养蚕业有了相

当的发展。

周族虽以农耕著称,但也兼有畜牧业。王季曾经被商王文丁任命为“牧

师”,职掌畜牧之事。《天问》篇说“伯昌号衰,秉鞭作牧”,可见周文王

不仅有躬耕陇亩之举,而且也曾作出过亲自放牧牛羊的恣态。西周时期,养

蚕业很有发展。周原地区出土过白、黄、红等颜色的丝绸残迹,据鉴定,全

为家蚕吐丝并经过精练工艺加入含钙物质后制成,说明当时的缫丝技术已经

相当成熟。《诗经·七月》叙述了孵化茧子、采集桑叶、织染丝绸等生产过

程,“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所描写的就是女子采桑的情况。《诗

经·无羊》是厉王时的诗篇,其中说道“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

牛,九十其犉”,可见当时的牛羊饲养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周朝有名为“犬”

的职官,见于《师晨鼎》铭文,可能和《周礼·秋官》的“犬人”之官相同,

② 分别见《甲骨文合集》第1207、300、32674、15521 等片和《英国所藏甲骨集》第1255 片。

③ 分别见《甲骨文合集》第10232、13625、13663 等片。

主管养犬并为祭祀提供犬牲。据《免簋》铭文记载,周朝司土(徒)的下属

有称为“牧”的职官,当与《周礼》的“牧人”、“牧师”相似,掌管放牧

牛、马、羊、豕、犬鸡等六牲,并且要管理牧场。西周后期的一件彝铭记载

了担任“牧牛”之官的某人与其称为“师”的上司诉讼的判决词。这里的“师”

当即《周礼》的“牧师”,牧牛为其属官,为专司管理放牧牛群者。在彝铭

中,和畜牧业有关的职官还有“牧马”、“攸卫牧”等,有的人担任这类职

官久了,还径以职官为名,西周后期的“牧师父”就是这种情况。总之,彝

铭的材料表明,西周时期有不少专司畜牧的职官,可见官府的畜牧业是比较

发达的。

三 以青铜铸造为主的手工业

从夏铸九鼎的传说看,夏朝的铜器制造应当是很有发展的。《墨子·耕

柱》篇说夏后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左传》宣公三

年说“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虽然至今还没有

发现夏代的铜鼎,但已经发现了不少其它种类的铜器,二里头遗址的铜爵就

有相当高的铸造工艺水平。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时曾经封赐给鲁公伯禽以“夏

后氏之璜”。春秋时期宋国叛臣外逃路过卫地,遭到卫人围攻,让他留下“夏

后氏之璜”才肯放行。这些都说明夏代的美玉很为后世所珍贵。二里头遗址

出土有许多种类的玉器,其中的玉柄形器的末端浮雕成兽头形,分为六节的

器身上雕琢有兽面纹、花瓣纹,雕工十分精细,代表了当时的制玉工艺水平。

《韩非子·十过》篇说禹所作的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这种祭器

据说就是漆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平底漆盒、漆豆、漆觚等,可以看出当时

的漆器制造工艺。

商朝以光辉灿烂的青铜铸造业著称于世。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器有数千

件之多,许多铜器造型古朴奇特,厚重雄浑,纹饰繁缛,足为商朝文明的象

征。早商时代的郑州二里岗遗址曾经出土多种青铜器,还发现两处铸铜作坊。

晚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可分为两个阶段。康丁以前的阶段,铜器多方形,如方

鼎、方彝、方尊等,其棱角和中线处常以扉棱为装饰来增强器物的庄严和雄

伟。这个阶段的铜器多无铭文,或仅标明器主的族氏。武乙以后的阶段,器

物形制发生不少变化,如鼎足由原先的圆柱形变为中间略细的蹄足形,爵由

平底变为深腹圜底等。这个阶段出现了字数较多的铭文,有多达40 余字者。

殷墟所发现的铜矿石是孔雀石,其中最大的一块重18.8 公斤。商都所需的铜

和铅可能产于今豫西、晋南一带,锡则来自南方。开采好了的矿石要先炼成

铜料备用,这在卜辞中称为“铸黄吕”。殷墟有大规模的铸铜遗址,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当时铸造青铜器要经过制模、翻范、浇铸、修整等工序。

铸造大型铜器常常要上百人乃至几百人的协同工作。司母戊大方鼎的鼎身和

鼎足采取整体铸造的方法,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

铸而成的。它的鼎身由4 块腹范、1 块底范、1 块芯座,另加4 块浇口范合在

一起铸成,所需金属料在1000 公斤以上。

除了青铜铸造业以外,商朝的其它手工业也有相当水平的发展。殷代平

民和普通贵族多使用陶器,所以陶瓷业是当时相当发展的一个部门。藁城台

西早商遗址发现的釉陶,有豆青、豆绿、黄、棕等釉色,胎质细腻坚硬,或

谓其为原始瓷器。郑州所发现的早商原始瓷器以灰白色居多,有的施以青绿

釉色。晚商时期的刻纹白陶是商朝陶瓷发展水平的代表,有鼎、簋、豆、爵、

尊、觯等多种形制,常饰以饕餮纹、云雷纹,刻镂精美,色泽皎洁,是当时

贵族使用的珍贵物品。郑州和殷墟一带发现有几处骨角器作坊遗址和不少

骨、角、牙、蚌等的工艺品。商代的玉器制造也比较发达。璧、瑗、环、璜、

琮、圭、璋等玉饰多为贵族的佩带装饰之物,也有的作为祭祀用的瑞宝。玉

石所做的戈、钺、戚等物则是典礼上的仪仗。商朝玉石器的雕刻技术比较复

杂,只有专门的工匠才能掌握。木器和漆器的制造在商代也有进步。湖北黄

陂盘龙城早商遗址和殷墟的陵墓都发现有雕花木椁的遗存,上有色彩斑烂的

云雷纹、饕餮纹、夔龙纹等。台西遗址所发现的漆器木胎虽然已经腐朽无存,

但是涂于器内的朱红颜色和器外的髹漆却依然色彩绚丽,并且在雷纹和饕餮

纹上镶嵌有绿松石。漆面乌黑发亮,很少杂质,反映了较高的漆器工艺水平。

河南罗山县商代墓葬出土有黑漆木碗、朱红弦纹黑漆木豆、丝线缠绕黑漆木

柲等商代晚期漆器。这些发现表明,商代南方的髹漆工艺在贵族生活中已被

广泛使用。所发掘的殷墟车马坑的情况表明,当时的车都是居中的单辕,辕

前有称为“衡”的横木,以便置轭。商朝的舟船现在还没有发现,但甲骨文

中有不少关于舟船和水运的字,可以推想当时是能够制造舟船的。

周灭商以后,接管了商朝大量手工业工匠,还将其中一部分赏赐给诸侯

国,并且对这些工匠采取优待措施,这就保证了周初手工业比以前有所发展。

西周时期青铜器数量增加,铸造青铜器的地域范围扩大。从考古发掘的情况

看,西周时期的铸铜作坊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工,或专铸礼器,或专铸车

马器。周代还出现了钟、戟、剑等新的青铜器品种,器物上出现了不少新的

纹饰和宏篇巨制的彝铭。青铜铸造要经过制范、熔铸、修整等工序。西周中

期以后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提高了生产效率。农具的制造在周代有

了很大发展,除了传统的木制耒、耜以外,还出现了带金属锋刃的多种农具。

作为农具的“钱”,是带金属锋刃的耜;“镈”是有金属锋刃的耨草农具,

和后世的锄相似,其刃部相当锋利,所以《诗经·良耜》篇说“其镈斯赵,

以薅荼蓼”。

在青铜铸造、木工、皮革、玉器制造等项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西周时

期的车辆制造业有了较大发展。河南洛阳、浚县、三门峡,陕西宝鸡、长安,

北京琉璃河等地的西周时期的墓葬遗址都发现了随葬的车马坑。当时的车,

包括辕、衡、轭、轴、舆等部分,采用坚实木料和铜制配件制成。车舆呈圆

角长方形,车舆之门在后部。每辆车一般用两马或四马,马头有当卢、兽面、

铜泡、衔等铜饰。《考工记》列“攻木之工”七种,其中就有轮、舆、车三

种为制车工匠。《考工记》叙述各种手工业情况,最详细的是制车轮、车盖

的“轮人”、制车箱的“舆人”。《考工记》分析历代手工业特征,谓“有

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并且说“一器而工聚焉者

车为多”,认为车辆制造可为周朝手工业的代表。《考工记》的这个说法是

有道理的。

四 商业的初步发展

商业最早萌芽于上古时代的以物易物。二里头遗址曾经出土了一些海贝

和仿制的骨贝、石贝。这些属于装饰品还是货币,尚不能断言。商代后期,

已经将贝作为赏赐品,并且以“朋”作为计量单位,标志着贝已由装饰品向

货币转化。商朝的许多人除从事农作以外,还兼事经商。据《尚书·酒诰》

篇说,殷遗民在西周初年“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

用孝养厥父母”,经商的习惯依然如故。

同手工业一样,西周时期的商业也是由官府来经营的,所以《国语·晋

语》有“工商食官”的说法。西周中期,贵族间已经有土地交易的情况。《格

伯簋》铭文记载格伯曾经以“三十田”换取了某人的“良屡”4 匹。另有一

件彝铭记载,贵族矩伯以“十田”换得名裘卫的价值80 朋的一件瑾璋,后来

又以“三田”换得裘卫价值20 朋的赤琥、麋皮做的披肩和蔽膝等物。从交易

的比价看,当时作为礼器的玉制品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这种交易情况还表

明,贝已经是当时衡量物价的标尺,作为货币单位的“朋”约为5 贝。周代

墓葬常以数十乃至上千枚贝为殉。西周官府对于商业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

据《卫鼎》等器铭记载,经营皮毛和营造工程的裘卫在跟贵族进行交易的时

候,就曾十分郑重地向许多执政大臣报告,大臣们还委派“三有司”来具体

办理交易事宜。有一件鼎铭记载,在一次买卖奴隶的交易中发生了纠纷,相

关的诉讼即由大臣井叔来裁决。西周后期的《颂鼎》铭文记载,王室的史官

名颂者被周王委派“官司成周贮(贾)二十家,监司新造贮(贾)用宫御”,

让他去管理成周商贾20 家,监督管理新到的商用以及宫廷所用的货物。

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西周时期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市场作为交易场

所。《考工记》讲都邑之制,提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周礼·司市》

提到都邑中的三种市场,“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

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官府对于市场的管理是比较

严格的。据《礼记·王制》篇说,圭璧金璋、命服命车、宗庙之器、祭典牺

牲等皆“不粥(鬻)于市”;允许市场交易的日用器物、兵车、布帛、五谷、

禽兽等,必须合乎一定的质量规格,否则便不准在市场上交易。《周礼·地

官》的“胥师”之职掌管市场的“货贿”,发现有不允许上市的物品,就严

格处罚交易者。周宣王时期的《兮甲盘》铭文提到淮夷“其贮(贾),毋敢

不即次即市”,可见周与淮夷的交易也有固定的市场。

五 居住和交通

夏朝时期,贵族和普通平民间的居住情况有了明显的差别。二里头遗址

所发现的比较宽敞的房屋都有夯土台基,为土木结构建筑。窑洞式和半地穴

式房屋则比较狭小简陋。小者仅4—5 平方米,大者也仅10 余平方米,一般

只能容纳两三个人居住。这和二里头所发现的宫殿式建筑的差别是相当显著

的。

殷代大多数下层民众居往半地穴式房屋,其穴居处一般要深入地面1 米

左右,地面多加白石粉泥夯筑,然后火煅避潮。商代普通民众往往用土坯垒

砌或采用板筑法建造地面房屋。贵族所居宫室比较讲究,一般要挖1 米多深

的地基,再填土层层夯实,直到高出地面1 米左右,筑成高亢干燥的堂基。

从所发现的商代大型宫殿基址的情况看,商朝的宫殿一般都是四周有回廓的

前堂后室的大型寝殿。这些宫殿的情况与《考工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

堂崇三尺,四阿重屋”的说法是符合的。当时的宫殿虽然宽敞高大,但由于

没有砖瓦等建筑材料出现,所以仍是茅茨蒿柱、木骨泥墙,只是经过雕琢刻

镂、锦绣文画,使其显得堂皇美观而已。

周族居于晋境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①,居室尚以窑洞为主。周族

迁于岐下时,房屋建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周人对于周原地区的宫室建造

有这样的叙述:“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度之薨

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可见当时尚采取板筑法筑墙。

近年在周原地区发掘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建筑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当时

宫室建筑的实证。陕西岐山凤雏甲组遗址是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式建筑。

其大门以南4 米处有一道夯土筑成的带顶盖的影壁,即古代所谓的“屏”或

“树”。影壁和门之间,古代称为宁(伫),指觐见以前的伫立等候处。门

道上有两坡式的屋顶。门两侧各有房3 间,即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塾”。门

内的庭院即彝铭经常提到的“中廷”,是进行册命和赏赐的地方。庭院北部

是四阿顶的有廓檐的堂。它是整个院落的中心主体建筑。堂前左右有厢房,

堂后有东、西两个小院。小院北部的3 间房子称为“寝”,是以时新食物祭

祖之处,祭礼之后亦在此宴饮。这组建筑是西周早期的一处王家宫室,它的

严谨布局和规整建筑,说明当时的整体设计和建造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平。凤

雏遗址东南不远的陕西扶风召陈村也发现有属于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大型建筑

群遗址。建筑群的院内有用瓦管或卵石砌成的排水沟,檐下有卵石散水,排

水设施计划周密。宫室屋顶有苇束层,两面都抹草拦泥并罩以白灰砂浆面。

西周早期,屋顶的脊、檐口和天沟已采用阴阳板瓦和筒瓦,少量陶瓦上还有

固定的环或钉。陶瓦的使用在周代逐渐增多,召陈遗址的西周中期的建筑已

全部铺瓦。

周代下层群众居住的情况比之于商代并没有多少进步,仍以半地穴式住

屋为主。这类房屋遗址在陕西西安附近的沣西张家坡、河北磁县下潘汪、北

京刘李店、河南洛阳王湾等地都有发现。有的房基穴底发现有垒起来的石头,

上面安放着比较完整的陶鬲,即是当时的炊灶。有的房屋内发现有半埋的陶

瓮,据推测,为当时储水或贮粮所用。

商周时期,贵族居室内的摆设以席、几为主。堂上之席敷设一层显得单

① 《诗经·绵》。

薄,故往往敷双层或多层,称为“重篾席”或“重丰席”。古人席地而坐,

其方式类似于跪。坐于席上,时间稍长易感劳累,所以席侧或席上往往有几

以供凭依。除了席、几之外,室内还有床。殷墟甲骨文有不少以床形为偏旁

的字。《易经·剥》有“剥床以足”、“剥床以辨”、“剥床以肤”的说法,

均谓病痛卧床时以足、膝、臂等击床呼号之状。《诗经·斯干》说“乃生男

子,载寝之床”,“乃生女子,载寝之地”,“地”指地面上的席子。相比

而言,床作为卧具要比席高贵些。床不仅是贵族室内之物,而且普通民众也

多用之。民居卑下潮湿,更需以床为卧具。《诗经·七月》有“蟋蟀入我床

下”之句,可见普通农民也有床。居室内用苇秆、麻秆扎成的“烛”照明。

为避免火灾,在郑重的场合,执烛人要靠边,或坐在角落处,《礼记·檀弓》

所谓“童子隅坐而执烛”,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车,在夏代已经能够制造。《左传》定公元年说薛

国祖先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虽然车未必为奚仲所发明,但是他的

造车技术高超则还是可以肯定的。商朝的交通比较发达,都邑村落之间有道

路连接,甲骨文“行”字为四通的道路之形。甲骨文以“行”为偏旁的字很

多,均与在路途上行走有关。殷代舟楫往来甚多,有的甲骨文字作人操舟之

形,还有的字作舟船在水中行进之形。商朝的水陆交通尚处在初步发展的阶

段,道路情况并不太好,卜辞中有车毁人伤的记载。

周代的交通比夏商时期有很大发展。从王畿通往各地的交通干线称为“周

道”、“周行”,路修得很好,所以《诗经·大东》篇说“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周道比较宽阔,可行四马所驾之车,两旁还要栽植树木。周代的道

路有径、轸、涂、道、路等多种规格。道路若遇小河便架设简单的桥梁。供

人行走的称为“徒杠”,通过车辆的称为“舆梁”。从《诗经·大明》篇“造

舟为梁”的说法看,当时已经能够系船架板连成浮桥。周王和贵族的车,制

作考究,装饰华丽;普通民众的车则较粗糙而重实用。在周朝等级制度的影

响下,不同等级的人所用的车也有所区别。由于周代北方地区的水域比较宽

广,因此舟船也和车一样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周王室拥有不少船只,还设专

门的职官管理,据《楚簋》铭文记载,懿王时期的名楚者就曾经被命令管理

都邑地区的船只,铭文谓“官内师舟”。

六 服饰与饮食

从考古发现所见二里头遗址铜器、玉器表面附着的纺织物的情况推测,

夏代的服饰质料贵族为丝帛,普通民众为麻布。商朝情况与夏代相似。甲骨

文的“衣”字,为殷人上衣之形。殷墟墓葬出土的跪坐人像都穿交领右衽的

短衣,与甲骨文“衣”字相合。殷人还将兽皮剪裁缝缀成直领右衽的上衣,

甲骨文“裘”字即为其形。从字形上看,当时的裘是毛向外而制成的。殷人

上着衣,下着裳。当时的裳类于后世妇女的短裙。为避免腿部寒冷,还用窄

幅布从胫到膝缠绕几层,称为“邪幅”,类似于后世的裹腿。从所出土的商

朝玉人和大理石人的情况看,殷人已有高高的帽子或平顶式的帽子。甲骨文

有一些为编发的人形,殷墟出土的玉人亦有带发辫者,这表明殷人有些是不

著帽的。现在所说的鞋,汉以前称为屦。殷人一般穿麻葛等制成的屦,殷墟

出土的跪坐石人穿的翘尖鞋当即这种屦。

周代的服饰比商朝精制讲究,社会上不同等级之间有了更多的、更显著

的差异。殷代的上衣下裳之制在周代依然行用,上衣仍以右衽交领为常式,

但下裳之外还有蔽膝。至人还有将上衣与下裳联为一体者,称为“深衣”。

周人衣服上常佩带各种饰物。彝铭记载常见的赏赐之物里有朱黄、幽黄、金

黄等,一般认为“黄”即指佩玉。当时的贵族以丝、帛、裘、毛等为衣服原

料,长袍狐裘,宽带深衣,配以各种玉饰,十分美观舒适。广大民众的衣服

则以麻、葛、粗毛等为原料,式样短小,以便劳作。《诗经·七月》说“无

衣无褐,何以卒岁”,“褐”指粗毛或粗麻织成的短衣,劳苦群众连这种短

衣也是没有保证的。周王和各级贵族著冕、弁;士著冠;普通民众著巾、帻。

在周代的等级制度下,贵族的屦分为“命屦”、“功屦”、“散屦”等多种,

颜色和式样均有所区别。

夏朝造酒的技术比较发展。二里头遗址墓葬的随葬陶器,占比例最大的

是酒器,可见贵族盛行饮酒之风。此风在商朝更盛。周初人批评商朝不仅纣

王“荒腆于酒”,而且其它的人也都酗酒成风,“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

天降丧于殷”①,认为酗酒是商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考古发现所见商朝酒

器,如壶、尊、爵、觚、斗等,种类繁多,制作精美,为一代风尚之物证。

殷人重视酒器,湖北黄陂盘龙城早商遗址的一座大墓里,凡酒器大都置于椁

内,而饮食器则置诸椁外,可见墓主是一位嗜酒之人。西周初年,大力禁酒,

只特许殷遗民“自洗腆,致用酒”①,以照顾其习俗,周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

准饮酒的。酗酒之风在周初虽然有所收敛,但时过境迁,禁而不止,饮酒之

风在周代依然盛行。周代的甜酒称为醴,以制作原料的不同又分为稻醴、黍

醴、粱醴等种类。以黑黍酿造并加以香料的酒,称为鬯,常用于祭祀或赏赐,

是周代酒的珍品。

商周时代人们所吃的粮食主要有黍、稷、粟米等。当时没有石磨,所以

不吃面食,而以粒食为主。当时将麦、稻、黍、稷等舂去麸糠之后即整粒蒸

煮而食。《诗经·生民》所说“或舂或榆,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

就是舂米蒸饭情形的写照。商周时代,主要用鬲、鼎、罐等煮粥,用甗公甑

蒸饭。蒸饭器具在考古发掘中所见远比鬲、鼎、罐等为少,说明当时多数人

① 《尚书·酒浩》。

① 《尚书·酒浩》。

是以粥为主食的。商周时代贵族墓葬常有成组、成套的精美食器、酒器出土,

可见其饮食是很奢侈和讲究的。

七 丧葬情况

从夏朝开始,依贫富贵贱的区别而出现的丧葬情况的差别就十分普遍。

二里头遗址既发现有随葬品丰富的中、小贵族墓葬,也发现有不少无墓坑、

无随葬品的乱葬,有些骨架作双手被缚或跪伏状,显示了死者生前社会地位

的低下。

商代的大型墓葬属于商王或其它高级贵族。其中有4 个墓道而呈“亚”

字形者很可能是王陵。大墓一般随葬成组成套制作的精美礼器、兵器、酒器、

玉石器等,有的仅铜戈就达七八百件之多。大型墓葬皆有殉人,一般殉数十

人,多者达三四百人。中型墓属于商朝的中、下等贵族。这类墓葬的墓室较

大,为开掘方便而常在墓室前后开两个斜坡道。这种中型墓的形状类似于

“中”字,故称中字形墓。只开一条墓道者则称为“甲”字形墓。中型墓随

葬的礼器、玉石器等有多达数百件者,少的也有几件或十几件,一般有少量

殉人。小型墓属于普通民众,墓室面积不大,一般只有棺,也有的棺椁齐备,

但大多数不随葬青铜礼器,而多以陶器为随葬品。殷人死后要经过洗浴、入

敛、出殡等过程,然后才埋葬。《礼记·檀弓》篇说:“掘中霤而浴,毁灶

以缀足。及葬,毁宗躐行出于大门。殷道也。”所说与事实或当相距不远。

商朝墓葬不积土为坟堆,与《易经·系辞》所谓“不封不树”相合。在大型

墓葬之上往往建有享堂,以供祭祀之用。

商朝是人殉人祭之风最为盛行的时期。从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看,殷墟

地区殉人最多的是侯家庄的1001 号墓,总数在400 多人。殷墟地区的武官村

大墓殉有79 人。另外,属于商代后期的山东益都苏埠屯的一座墓室面积达

160 平方米的大墓,殉有48 人。殷代祭祀时常用人牲,据甲骨文记载,晚商

时期“共用人祭一千三百零五十二人,另外还有一千一百四十五条卜辞未记

人数,即都以一人计算,全部杀人祭祀,至少亦当用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七人”

①。殷墟王陵区有公共祭祀场所,历年发现葬坑近1500 座,每座坑一般埋7

—10 具人架,当时杀人祭祀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卜辞常有用“三百羌”或

“百羌”为人牲的记载,可见当时被用于人祭者的身份多为羌俘。

西周时期的贵族虽然仍旧盛行厚葬,但人殉人祭的数量却大为减少。作

为周代丧葬特征的是贵族的用鼎制度。不同等级的贵族往往用不同数量的鼎

来随葬,这些鼎一般都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形成系列,故又称“列鼎”。

随葬的列鼎往往与其它的随葬器物有固定的组合关系,如九鼎配八簋、七鼎

配六簋、五鼎配四簋等。西周后期高级贵族随葬礼器的规格是列鼎9 件、簋

8 件和编钟若干套,低一些的规格是列鼎7 件、簋6 件和一套编钟。周王的

用鼎规格要比贵族为高,古代文献中说为列鼎12 件,或者与事实相距不远。

《荀子·礼论》篇讲周朝丧葬情况时谓“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

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依等级而决定棺椁规格和随葬

品的厚薄。贵族的这种丧葬情况显然与当时社会上严格的等级制度是合拍

的。

在古代,特别是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周朝形成了一套繁细的丧葬礼仪,

有了更复杂的葬具。据《礼记·檀弓》篇说,有虞氏以瓦棺为葬具,夏后氏

在瓦棺之外填以烧土,殷人才用棺椁,周人又在棺椁两侧和其上附以装饰品。

①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 年第8 期。

周人对以前的葬俗礼仪多有损益。例如,“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殷

人只待棺椁下葬完毕即可吊唁,表示慰问,周人则在从墓地返归祖庙哭祭时

才吊唁。又如,“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殷人要待一年之后才奉死者的

神主入祖庙而祭,周人则在埋葬完毕卒哭之时即将神主奉入宗庙以便祭祀。

《荀子·礼论》篇认为周朝丧礼的中心是“以生者饰死者”,“象其生以送

其死”。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按照丧礼的规定,要为刚死者沐浴、束发和修

剪指甲,再依死者的等级把玉、珠、贝、米之类放在他的嘴里,还要给死者

穿上多层衣服。扩穴棺椁像死者的室屋,随葬的各种物品供死者享用,殉人

为其驱使。这种“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做法对于我国古代的葬俗有很大

影响。

第六节 夏商西周的文化

一 甲骨卜辞与铜器铭文及纹饰

西周初年的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①,甲骨文“册”字,作绳索穿绕

竹木简之形;“典”字作双手捧册之形。甲骨文还有不少以“册”为偏旁的

字。这些情况表明商朝以典册书写文字,只是由于典册难以长期保存,所以

迄今尚未有商朝的典册被发现。在考古发掘中曾经发现过商代的陶文。这种

陶文是在陶器未烧制以前刻划在器表或口沿部位的。另外,商代的玉、石器

上也有文字被发现,晚商后期还出现了不少彝铭。尽管商代在多种材料上书

写文字,但是我们今天所见最多的是刻有龟甲兽骨之上的卜辞。商代甲骨集

中发现于殷墟及其附近地区。

商代神权兴盛,甲骨占卜是沟通神人之意的主要方法。属于早商时期的

郑州二里岗遗址曾经出土卜骨375 片,卜甲11 片,多数经过比较仔细的整治,

并以青铜钻作出深而密集的钻坑,其中有两块为刻字甲骨。晚商时期的甲骨

占卜臻于鼎盛,甲骨的贡纳、收贮、整治、钻凿、占卜、刻辞、存储等都有

严格而系统的制度。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商代甲骨多达15 万片以上,并且在

甲骨上多载有内容丰富的卜辞。据统计,甲骨所见单字为4500 个左右。甲骨

文字错落有序、刻写娴熟,是基本规范化了的初期汉字的代表。甲骨文的许

多单字已经能够反映出汉字造字基本规律,今日许多汉字的字形、字音、字

义早在甲骨文的时代就已经趋于定型。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提出研

究汉字形体的“六书”的理论,并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等六项造字原则和规律举出12 个字为例证。这12 个典型字例,除形声字的

“江”和会意字的“信”以外,其余都见诸甲骨文。由此可见,甲骨文字确

实奠定了汉字发展的基础。然而,甲骨文字毕竟是初期汉字,还存在不少原

始性质。甲骨文中象形、会意字占了大部分,作为汉字高级阶段代表的形声

字还不到5/1。相当一部分甲骨文字有大量异体,形体结构比较粗疏,既有

大量合文,又有一些一字分成两处的情况。因此,商朝的甲骨文要达到完全

成熟的状态还有相当的距离。

除了殷商甲骨以外,西周甲骨也具有重要意义。带有文字的西周甲骨在

山西洪洞坊堆村、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等地均有零星发现,而

1977 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遗址的发现则为其大宗。在这个遗址中出土带

字甲骨289 片,共计903 字,另有合文12 个。后来在周原地区的扶风齐家遗

址又发现6 片,共102 字。西周甲骨上的文字一般都很小而且字迹纤细,具

有颇高的微雕技巧;从甲骨钻凿形态看,西周甲骨多施以方凿,排列整齐而

且密集。这些方面都表现了西周甲骨的特征。

商周时代,青铜器大量涌现,据粗略统计,仅带铭文者就有四五千件之

多。青铜器的铭文和纹饰是商周时代文化特征的集中表现之一。

商代青铜器厚重庄严,早期多无铭文,仅有极少数铸有祭祀对象名称,

如“司母戊”、“司母辛”等。晚期的铭文十分精致,有多达40 余字者。这

些铭文除了标明族氏以外,还出现了不少记事内容,如祭祀祖先、奖励赏赐、

对外征伐等。商代青铜器纹饰主要有云雷纹、饕餮纹、夔纹、虎纹、龙纹、

① 《尚书·多士》。

蝉纹、鸟纹、乳丁纹等。在繁缛的各种纹饰中,以张牙露齿的猛兽为母题而

衍变形成的纹饰最富特色,多给人以恐怖狰狞的美感。湖南醴陵出土的一件

商代铜象尊,以象鼻为注酒口,以敦实有力的四足为支撑。象的全身布满兽

面、夔龙、凤鸟、猛虎当图像,衬托以云雷纹,是一件青铜艺术杰作。

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继承了商代的特点,但数量上却大大增加,其纹饰表

现了时代特色。这个时期青铜器以兽面为主题的纹饰多富于变化,逐渐抽象

为图案,一般只保留其颜面部分,夔龙纹则变化成为短身卷曲的形式,减少

了恐怖成分。长尾高冠的凤鸟纹和分尾的长鸟纹比较流行,双身龙纹也在增

多。到了西周后期,以威严为特色的饕餮纹和夔纹趋于被淘汰,出现了窃曲

纹、瓦纹、环带纹、重环纹等新的纹饰,纹饰主题倾向于简单朴素。这种情

况与西周后期王权的趋于衰弱是有一定关系的。西周铜器铭文以其宏篇巨制

而著称于世,许多彝铭多达三四百字,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497 字,其

重要的内容和详尽的叙事足以和文献中的周初诸诰相媲美。西周时期的许多

军国大事,如分封授土、奖赏大臣、征伐献俘、诉讼刑罚、职官任命、地域

疆界、馈赠交易等都被勒之彝器,以示永垂不朽之义。作为社会情况的直接

反映,铜器铭文是研讨周代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不同时期的铭文字

体,往往具有特殊风格,或者是首尾出锋、中间肥厚的波磔体,或者是竖划

上下等粗呈柱状的玉柱体。西周铜器铭文一般都排列整齐,字体严谨,书写

娴熟,优美奔放,是书法和铸造艺术的完美结合。

二 史学与文学

史学与文学最初并没有什么区分。原始时代的传说既是口耳相传的文

学,又是关于历史的叙述。甲骨文的时代,史学与文学的萌芽有所发展,但

它们仍是合为一体的。

殷墟卜辞注意到了记事的完整性,一般都记载了事件的时间、地点、人

物,发展和结果,尽管十分简单,但却首尾完整。有些卜辞还对所记事件作

了详细记录,如记载土方侵略商的田地和小邑,一条卜辞就有七八十字之多,

详记土方入侵、商王占卜以及其它方国同时入侵的情况。在许多卜辞里,商

王和占卜者所重视的已经不是卜兆所表示的神的意愿,而是事件的发展和结

记叙,可是撰写者有时却通过记叙来表达出某种愿望,在叙事中反映出作者

的某种思想。卜辞往往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同一事进行多次占卜,最多有一事

占卜18 次者,表现了占卜者对相关事情的热切关注。商朝还有许多记事刻

辞,大多刻在骨臼、甲桥或龟板的边缘部位,以便贮存时易于翻检查看,反

映了殷人对于历史档案的重视。极个别的卜辞偶尔也有景物描写,例如武丁

时期的一条卜辞载:“八日庚戌,有各云自东(现),毋昃,亦有出虹自北,

饮于河”①,叙述了这一旬的第八天庚戌日,有云从东方出现,未到红日西沉

时,又从北边出现有彩虹,这条彩虹自北而南,像要去饮大河之水。“饮于

河”三字写活了彩虹,可以说是拟人化笔法的滥觞。就大多数卜辞看,不仅

过分简略,而且格式呆板,语言也多缺乏文采,和后世的史学及文学著作还

有很大距离,但甲骨卜辞中毕竟有史学和文学的萌芽存在,这也是不应当忽

视的。

西周时期的史学和文学比商朝有了很大发展。这个时期的大量彝铭有了

比较自觉的历史意识,在铭刻的结尾常有“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语,希望彝

铭内容为后世所永记。这样的彝铭的内容多为家族的光辉经历、祖父辈所受

到的恩宠及荣誉、家庭的田产和财物数量、诉讼的情况及胜诉的结果等,都

有垂诸史载、永志不忘的寓意在内。西周中后期的长篇彝铭还曾追述历史发

展情况,例如《墙盘》铭文就讲述了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

王等的业迹,叙述了微史家族的先祖拜见武王受到款待,以及历代先祖的一

些情况,充满记事述史的气氛。

作为我国上古时代文献汇编的《尚书》一书的主要篇章皆为西周时期的

作品,是我国上古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记载。《盘庚》篇据《史记·殷本纪》

所说是商王小辛时的作品,但从内容和遣词造句的情况看,其写定亦在西周

初年。《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

《洛诰》、《多士》、《多方》等合称为周初八诰,记载了周公东征、分封

诸侯,营建洛邑、迁徙殷顽等许多重要史事,是了解周初社会情况的最重要

的历史资料。这些篇章的作者力求详细记载当时的事情经过,体现出首尾相

连的线索。《召诰》篇逐日记载了召公到洛邑进行考察、以及命令“庶殷”

在洛河旁营建的情况,还详细记载了周公到达洛邑视察、举行郊祭和社祭,

以及召公诰诫成王的言辞,已经粗具历史著作的规模。周初八诰以外的《尚

书·金縢》篇记载了武王病笃、周公为其筑坛祈祷的情况,还叙述了周公藏

① 《甲骨文合集》第10405 片反面。

祷辞于匮中、管蔡之乱、成王得匮中之书而感动啼泣、天降风雨示威以彰周

公之德等事。全文叙事不仅线索清楚,而且一波三折,故事的发展起伏跌荡,

很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是历史家的一篇佳作。除了《尚书》之外,《逸周书》

的一些篇章,如《克殷》、《世俘》、《度邑》等,也是周初的重要历史文

献。

关于周族的兴起以及西周各个历史阶段情况的长篇史诗的写作,是西周

时期史学与文学发展的重要收获。这些史诗见诸《诗经》的“雅”、“颂”

部分以及“豳风”的一些篇章。《生民》篇叙述了周族先祖后稷的降生和创

业的情况,是诸篇史诗所述时代之最早者。《公刘》篇写周族著名先祖公刘

迁居于豳地的情况,《七月》篇叙述了周族人在豳地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这

两篇诗从一些方面揭示了公刘时期周族发展的面貌。《绵》篇写公亶父率族

迁于岐下的情况,周原地区的建筑和发展情况在诗中有相当生动的描述。《皇

矣》篇写季历的创业和文王时周成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的情况。关于

周文王的业迹在许多诗篇中都有重点叙述,比较集中的有《文王》、《灵台》、

《天作》等篇。武王伐纣时的雄伟军容和建都镐京周公东征的辉煌胜利,在

《大明》、《文王有声》、《破斧》等篇有生动的描述。《下武》、《噫嘻》

等篇描写了成王亲耕籍田、慎德守业的情况。国人暴动后的社会动荡和宣王

中兴是西周时期史诗所述的另一个重点,《桑柔》、《江汉》、《常武》等

篇都有许多重要的记载。西周时期的史诗多出自史官或大臣之手,关于周族

早期的历史发展情况应当是根据世代的传说所写成的。

商周时期的人十分重视历史的经验,在进行重大决策和教诲下属的时

候,常常以历史事实作为主要论据。据《尚书·盘庚》篇记载,在说服大家

同意迁居时盘庚就曾举出殷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的史实。在周初诸

诰里,周公多次列举“自成汤至于帝乙”的“殷先哲王”的业迹,强调殷高

宗、中宗、祖甲等王勤勉创业的史实,还总结了从文王开始的周族艰难发展

以成就大业的情况,用这些历史事实来教诲周的贵族。《尚书·召诰》篇载

周公的话谓:“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经·荡》篇

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的人对于历史经验的高度

重视。

三 宗教与哲学

夏商时代的人有浓厚的神意观念,其哲学思想与宗教有很密切的关系。

夏启在甘之战以前的誓辞中曾有“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①的说法,

可见祖神和社神在夏代有很高的权威。在所有的神灵中,祖先神是殷人祈祷

的最主要的对象。从卜辞的记载里可以看到,历代商王,绝大部分都受到殷

人的隆重祭祀。不仅如此,殷人还极力追溯传说时代的最初祖先,并将女姓

祖先也纳入祭祀范围。这些祖先神频繁享受隆重祭典和数量众多的牺牲,在

殷人的祭典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盘庚迁殷时曾对诸族首领说:“兹予大

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享之。”②可见,对于非王室的子姓先祖以及一些异姓部

族的先祖,殷人也十分尊崇。

在殷代的自然崇拜里,作为重点而被祭祀的不是日月、山川、风雨之类

的作为自然物的神灵,而是具有某种人格化的土(社)神、河神、岳神。殷

人常以封土、柏木、巨石等为社主。江苏铜山丘湾发现有商代的社祭遗址。

遗址以下端呈楔状的方柱形巨石为中心,巨石的南、北、西三面各有一石围

绕,周围有人牲、狗牲遗骨30 余具,均面向巨石。殷人对河神和岳神也相当

崇拜,认为它们和社神一样司掌自然变化、阴晴圆缺、年成丰歉等事,和天

帝一样也有呼风唤雨的神力。帝是商代最主要的天神。帝可以支配风雨旱涝,

能够降祸福于人间,但在这些方面的神力却比不上祖先神和土(社)、河、

岳等自然神。在殷人的心目中,帝实质上是具有自然意义和一定人格化倾向

的“天”,帝与天是合二而一的。

“天”的概念的提出及其神化,是周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收获。周人

信奉帝,也信奉天。天与帝常常是密不可分的。《诗经·文王》篇说“文王

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人认为帝是天庭的主宰,

人的祖先要升到天上侍奉在帝的左右,不仅周人可以如此,就连殷人也能“克

配上帝”。在周人的心目中,帝是完全人格化的最高的神灵,他在天上的处

所称为“帝庭”。据《尚书·金縢》篇说周武王就是在“帝庭”接受任命而

“敷佑四方”的。许多重大事情要由帝来决定。《尚书·康诰》篇认为殷周

之际发生变革的根本原因是文王能“明德慎罚”,把周邦治理得很好,这件

事“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上帝对文王的作为很感欣

悦,这才命令他灭掉了殷。《尚书·召诰》篇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

殷之命”,可见周人认为使周革殷命的乃是“皇天上帝”所为。

在周人的心目中,从万民降生、高山耸立,直到人世间的婚配,“天”

的影响无所不在,所以周人对天是非常恭敬的。《诗经·敬之》篇说“敬之

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指出

天道甚明,不要以为天只是高高在上而什么也不知晓,而是天时刻都在周围

监视着我们。“天命”之说为周人所津津乐道。周人认为自己的灭商大业是

“革殷受天明命”①,还经常称颂“天”的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周公在向诸

多方国部落解释夏、商、周依次兴替的历史时说:“诰尔多方,非天庸释有

① 《尚书·甘誓》。

② 《尚书·盘庚》。

① 《逸周书·克殷》。

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①强调

夏、商国运的断绝是其君主不遵天命的结果。周人有时候也说“天不可信”、

“天难堪”②一类的话,可是其主旨是要说明天命并非固定不变的,如果周人

不能黾勉从事,那就会重蹈夏商覆辙,致使天命移易。这其间并没有太多对

于天的怀疑成分。

① 《尚书·多方》。

② 《尚书·君奭》。

四 筮法与《周易》

筮法的起源很早,据研究,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彩陶鬲、罐上就有八卦符

号。夏代的筮法今已难考,汉朝时有的经学家认为称作《连山》的筮书就是

夏代筮法的总结。商朝时,筮法虽然没有占卜那样盛行,但也和占卜同时并

用,也是当时沟通神人之际的重要方法。殷墟出土的甲骨、安阳四盘磨发现

的甲骨以及周原的卜甲,其上都发现有数字组成的八卦符号,甲骨卜辞里也

有殷人占筮的记载。汉朝的经学家或认为《归藏》是商代的筮书。

周因于殷礼,筮法在西周时期逐渐系统和完备。西周时期的彝铭之后往

往排列有数字符号,多由3 个或6 个数字组合而成,可按其奇、偶而分为阴、

阳。彝铭上的这些数字排列可以组合成《周易》的大壮、无妄、升、屯、小

畜、明夷、否、未济等卦。西周中期的彝铭上还有周王亲令某人进行占筮的

记载。从古代礼书记载的情况看,占筮已经广泛进入西周时期贵族生活的各

个领域,贵族礼仪的许多重要事情要由占筮的结果来选定。总的看来,就占

筮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而言,周朝是远逊于商代的。

筮法笼罩在一片神秘气氛之下,它希冀通过符号数字的变化来预测吉

凶、判断神意,其间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据《易经·系辞》所说,占筮时

是用50 根耆草来排列组合而进行演变的。进行变化时要先将其中的1 根另

放,余者任意分为两份,分别以4 根为一组计数并排除其余额。经过这样三

次演变之后,所剩耆草必定为36、32、28、24 四数之一。这4 数被四除的结

果是9、8、7、6。按照奇数象阳、偶数象阴的原则便可由此而得出一个阳爻

或阴爻。阳爻用一长划表示,阴爻用相续的两短划表示。每演变一次,可得

一爻。单卦由3 爻组成,需演变3 次;重卦由6 爻组成,故需演变6 次。这

种由3 爻或6 爻组成的卦,称为卦画或卦象。和殷代占卜有记录而成卜辞一

样,周代占筮也有记录而成筮书。解释卦之吉凶的歌谣或口诀称为“颂”或

“繇”。在长期占筮的过程中,占筮者逐渐积累起关于命蓍之辞和“颂”“繇”

的大量记录,经过选择整理以后,分别移写在卦画之下,以为今后占筮时预

告吉凶的标准和借鉴。大约在商周之际,某些文化水准较高的人搜集占筮记

录进行订补,并将涉世经验、哲理思辨、史事休咎等内容也列在卦爻之下。

《周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多人之手和长期的整理而成书的。

《周易》“经”的部分共64 卦,“乾”、“坤”两卦各有7 爻,其余每

卦各有6 爻,共计386 爻。每卦都先列卦形,次列卦名,再列卦辞。每一爻,

均先列爻题,次列爻辞。每个爻题都由两个字组成,第一个字分别为初、二、

三、四、五、上,表示爻的次序;第二个字分别用九或六,表示爻的性质为

阳爻或是阴爻。每卦六爻的爻题依次为初六、九二、六三、九四、九五、上

九。《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共450 条,4900 多字。战国时人,总结了前人对

于《周易》的阐释,编成《文言》、《系辞》、《说卦》等7 种书,共10

篇,就是《周易》的“传”的部分。

《周易》不仅是我国上古时代哲学思想的结晶,而且保存了商、周时代

的大量史料,对于当时社会的农业、畜牧、渔猎情况以及祭祀、征伐、诉讼

等都有所反映,为研究商、周社会历史所不可或缺。

五 歌舞艺术和科技

二里头遗址发现有石磬、踏埙、踏铃等乐器,可以推想夏代的歌舞艺术

是有一定水平的。古代文献里说夏代有许多能歌善舞的人,相传大禹治水时,

遇见涂山氏女,未及成亲就忽忙南行。涂山氏女便派人在涂山之阳等候大禹

归来,并作歌曰:“候人兮猗!”①大禹治水成功以后,“命皋陶作为《夏龠》

九成,以昭其功”②。这九章《夏龠》虽然已不可考见,但其为庆功歌舞而作

则还是可以肯定的。《天问》和《山海经·大荒西经》均载古代传说谓夏后

启曾经三次到天帝那里,“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夏后启窃得天帝

之乐,并且演化成名为《九韶》的乐舞。“韶乐”相传为舜所创制,古本《纪

年》说启“舞九韶”,大概是指启将韶乐重新整理加工,使其音调更为优美。

春秋末年,孔子曾经用“尽善尽美”来形容韶乐,《论语·述而》篇说他“在

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之美妙,可以想见。启时乐舞的场面

相当宏大,“将将锽锽,管磬以方”,“万舞翼翼,章闻于天”③,达到了惊

天动地的程度。夏朝后期的孔甲也是一位多才多艺之人,《吕氏春秋·音初》

篇说他曾经作过名为《破斧》的歌,为东方音调之始。夏朝后期的乐舞更为

壮观,相传夏桀时有相当规模的乐队,“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

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④。这些传说虽然未必完全可

靠,但谓夏朝已经有了相当水平的歌舞,应当还是可信的。

考古发现所见商代乐器已有多种,如铜鼓、铜铙、铜钟、石磬、陶埙等。

甲骨文“乐”字作丝弦架在木上之形,当指琴瑟一类的弦乐器。在殷墟侯家

庄的商代墓葬中发现有木鼓的遗存,其木、皮虽已朽,但鼓面蟒皮的纹理还

相当清晰。最有代表性的是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一件石磬。这件石磬长84

公分,高42 公分,正面用刚劲而柔和的线条雕出虎形。石磬音质很好,只要

轻轻敲击,就会发出悠扬清越而近于铜声的音韵。近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晚

商早期的墓葬中发现1 件圆形平口的镈和3 件云纹铙。镈的器身呈梯形,满

布以浅浮雕牛首纹为主题的纹饰,两侧有突出的扉棱,其上端各饰以伏鸟。

铙的钲部饰以由卷云状纹饰构成的兽面纹,兽面上有长方形的突目,整个纹

饰以连珠纹饰为衬。这两件乐器制作精良,可为商代南方乐器的代表。据研

究,铜铙在商代是一种旋律乐器,当时已经有了我国古代音乐的十二律的体

系。商代的钟、磬、铙等,常是3 件为一套,每套发3 个音,有明显的音程

关系。我国古代的音调系统在商代已经初步形成。晚商时期的埙多有5 个音

孔,至少能发9 个音,还能发出四五个半音,使这种乐器基本定型,能够演

奏出优美的曲调。甲骨文有“舞”字,作人婆娑起舞之状,人身上还挂着各

种饰物。《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商朝建立后,成汤命令伊尹创制了名为《大

护》、《晨露》的歌舞,又整理了《九招》、《六列》、《六英》等古代流

传下来的歌舞。《史记·殷本纪》说纣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

靡之乐”,还有的古书上说纣王有“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都

可令人想见当时乐舞阵容的庞大。

① 《吕氏春秋·音初》。

② 《吕氏春秋·古乐》。

③ 见《墨子·非乐》篇,字句据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八稍有改动。

④ 《吕氏春秋·侈乐》。

西周时期的乐器继承了殷商之制,仍以3 件为一套,每套发3 个音。其

乐器的成套组合比商代有了更大的范围,器种更多,制作也更精良。西周乐

舞的重要特征是与宗法观念下的等级制度密切结合。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

后,“乐”与“礼”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以“乐”配“礼”,使各种礼仪

更加壮观辉煌。西周时期,不同的礼仪有不同的音乐歌舞与之配合。西周时

期还将历代乐舞进行整理。这些乐舞的名称,相传有黄帝时的《咸池》,尧

时的《大章》,舜时的《箫韶》,禹时的《大夏》,萦时的《大护》,武王

时的《大武》①。周王室还派人把这些歌舞教给贵族子弟。据《尚书大传》记

载,武王伐纣时率军“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不

少古书上有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说法,很可能当时是以歌舞的形式进行

战前誓师和战后庆功的。西周时期往往有成套的歌舞曲,每一章称为一成。

颂扬周武王的《大武》有六成,相传即《诗经》中的《昊天有成命》、《武》、

《酌》、《桓》、《赉》、《般》等6 篇。在演唱时,每成的音调速度皆有

不同,一成要声迟调缓,二成要音多调慢,三成要调高音急,四成要音舒调

畅,五成要声静调和,六成要气洪调复。这些情况表明,西周时期对于音调

有了更多的注意。《诗经》的“周颂”部分共31 篇,皆祭祀乐舞的歌辞,载

歌载舞,声容并茂。其中描写乐器演奏的情况谓“钟鼓锽锽,磬管将将”,

“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颇

有一番热烈欢快景象。

在科学技术方面,以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和纯熟掌握最为突出。夏商西

周时代对于青铜冶铸时的配方比例及其效果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考工记》

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

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

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个铜、锡的配剂比例是完全合乎科学道理的。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7—20%

的时候最坚韧,过此则逐渐减弱。作为工具和武器的斧斤、戈戟都需要坚韧,

故而其配方比例与此接近。钟鼎需要辉煌灿烂,故而其成分中锡的含量较少。

鉴燧需要灰白之光,所以锡的含量最多。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经化学

分析知道其合金比例是铜占84.77%,锡占11.64%,铅占2.79%,与“六分其

金而锡居一”的比例是大体接近的。在长期的冶炼实践中人们对于火候也有

很精到的认识。《考工记》曾经划分出这样几个层次,开始冶炼时,原料中

的杂质先气化,因此放出“黑浊之气”;此后锡熔化,又现出“黄白之气”;

温度再升高时,铜的青焰放出,故有“青白之气”;待铜全部熔化,则完全

成为“青气”。等到炉火纯青时,便可浇铸。如今所能见到的商周时代的青

铜器还有万件之多,当时长期的冶炼实践,是这方面科学技术发展的牢固基

础。数学知识很为周代贵族重视。周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

可见数学知识为当时贵族子弟必学的科目之一。后世曾以勾股定理为周公所

提出,虽系假托,然若谓西周时期已经有了这项定理的萌芽则还是可信的。

夏商西周时期,车辆和其它木器的制造日渐增多,技术趋于精良,在进行各

种计算时,是有可能接触到勾股定理的。

① 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二。

第三章 春秋战国社会的变革

第一节 叙说

自公元前770 年至前221 年,共550 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亦即东周时期。“春秋”的名称取自于当时鲁国的史书《春秋》。由于这部

书记载了公元前8 世纪至前5 世纪的历史。因此,后人把这段历史称为春秋

时期。继之而起的是战国时代。“战国”一词在当时指的是战争中的强国,

至西汉时《战国策》一书编定,“战国”便成为公元前5 世纪至前3 世纪的

时代专用名词。

鲁史《春秋》的记载起自公元前722 年,但为了便于记忆,史学界一般

把春秋时代的上限,定在周平王迁都到洛邑(今河南洛阳)那一年,即公元

前770 年,使之与东周时期的始点取齐。又由于人们通常把战国的上限定在

《史记·六国年表》的起始年分,即公元前476 年,因而春秋时代的下限,

也就从鲁史《春秋》记载的终结年份,即公元前481 年,延长到前477 年。

同样,东周应到周赧王卒,即公元前256 年终结,一般也延长到秦的统一即

公元前221 年,以便与战国的下限一致。于是,春秋时期即指从公元前770

至前477 年的近300 年,战国时期则指从公元前476 年至前221 年间约250

年,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相加就正与东周时代的550 年相合。

历经5 个半世纪的春秋、战国,从统一走向分裂,由兼并再度统一,是

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300 年的春秋时期,即一部由统一而分裂的历史。

若以公元前546 年,列国召开“弭兵盟会”为界,可把春秋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220 余年的历史,是以统一王权日益衰微,诸侯分裂争霸为主要特

征的。在这一阶段初期,从周平王东迁至齐桓公称霸的90 年间,可说是强国

争霸的准备时期,这是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过

渡的90 年。从齐桓公召集北杏会盟(前681 年)而称霸主,直至诸侯订立弭

兵盟约(前546 年)的130 余年间,中原各国相互征伐,霸主迭出。先是齐

桓公首霸中原,后有晋楚之间80 多年断断续续的争霸战争。从列国“弭兵盟

会”开始,春秋时期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的70 年间,中原各国诸侯权

力逐渐衰弱,各国卿大夫权力日趋强大,政权继续下移。出现从“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进而向“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同

时,在长江下游兴起的吴、越两国,迅速壮大并先后北上与中原各国争霸。

再说战国约250 年的历史,观其发展进程,呈现出分裂继续加剧,转而

又进入兼并统一的历史趋势。战国时期,依各国强弱胜负的发展变化,可划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至魏齐徐州相王(前334 年),是中原

崛起的140 年,中原魏国经变法图强,雄居霸主之位约百年是这段历史的主

要内容。第二阶段,从徐州相王至秦赵长平之战(前260 年)的70 余年,是

东西对峙时期,其主要内容在于齐、秦称霸东西,以及由此产生的合纵连横

局面。第三阶段,长平之战以后至秦灭六国(前221)的40 年,这是秦向东

方大发展的时期,迎来中国的再度统一,又一次出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的格局。

在春秋、战国统一分裂一再统一的总趋势推动之下,社会变革异常激烈

是这550 年历史的明显时代特征。而这场伟大变革的时代转折点又在于春秋

战国之际,站在这个转折点上,看春秋是经济萧条、政治颓败的冷清社会,

看战国则是经济飞跃、政治革新的一派繁荣景象。强烈的时代反差,来自于

社会各个领域的剧烈变革。

经济领域中,春秋末年,特别是战国初期铁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

使得生产力迅速提高,在原来公有的“井田”之外,大片荒地得以垦种,出

现了“私田”。公有土地制度的“井田”制逐渐瓦解,代之以“私田”为标

志的土地私有制。西周以来“工商食官”局面破坏,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

业者和商人。战国各地商品交换经济繁荣,各种铸币开始使用,最早一批人

口集中的工商业城市已经出现,西周、春秋那种小国寡民现象在战国后期的

中原地区已不复存在。

政治领域中,西周、春秋时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度越来越

失去其社会支配作用,代之而起的是以国王为中心的郡县制。以贤能为标准,

按军功爵定等级的官僚制度也逐渐替代了以往的世卿世禄制度。西周以来由

宗法贵族世代占有封土、世袭爵禄、掌握军政大权的格局,在战国变法运动

中已基本摧毁。

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夏、商、周三代

天、命、鬼、神的原始宗教迷信观念受到冲击;在适应宗法制需要的孝、悌

观念之外,又产生了适应官僚制度的忠君观念;天命观念的动摇,必然引起

思想界对人性理论的广泛探讨。学在官府的局面终于被打破,开创了私人讲

学之风,学者竞相树立学说,形成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

农、小说等所谓“十家九流”的学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新气

象。

当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世界其它文明地区的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西亚兴起了亚述帝国,它的崛起竟将一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尤如埃及、

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两河流域,都纳入了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亚述帝国的

强盛已预示着以埃及和两河流域为轴心的古老文明地区的行将衰落。也正是

在这个时期希腊城邦国家逐渐形成。鲁国颁布“初税亩”令的公元前594 年,

正是雅典梭伦开始城邦改革的同一年。这一时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

也产生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小王国和部落共和国。至公元前7 世纪末叶,

伊朗高原的米底和巴比伦人联合灭亡亚述,使得埃及和新巴比伦一度出现回

光返照式的繁荣。公元前6 世纪,又有波斯代米底而起,统一了伊朗高原,

征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咸海南岸的中亚地区和埃

及,还占领了印度河流域的西部地区。波斯帝国的出现,将西起希腊东至南

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广大文明地区沟通,对东西文明的联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

用。作为世界最古老文明中心的埃及和两河流域,从此基本上失去了政治的

独立性。

大约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广大中近东地区反复进行着东西方势力的较

量。公元前5 世纪,波斯帝国曾几番入侵希腊,均告失败。公元前4 世纪晚

期,马其顿亚历山大东侵,征服波斯帝国,甚至侵入印度河流域。至公元前

3 世纪初,帝国分裂为马其顿、埃及、塞琉古等王国。广大中近东地区陷于

马其顿希腊人统治之下。公元前3 世纪中期,帕提亚(安息)、巴克特里亚

(大夏)脱离塞琉古王国独立。公元前6 世纪末在意大利开始出现的罗马共

和国,于公元前3 世纪统一了意大利并战胜了劲敌迦太基。在南亚次大陆,

经过两个世纪的兼并战争,到公元前3 世纪时出现了强大的孔雀帝国,然而

统一未能持久,到公元前2 世纪再度分裂。次大陆西北受到大夏人、安息人、

塞人的入侵。

正当中国文化经历着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世界其它地区的古代文

化也放射着异彩。南亚次大陆在公元前6 至前4 世纪的学术争鸣,特点在于

宗教色彩浓重,其时产生的佛教、耆那教对后世影响深远。公元前5 至前4

世纪希腊灿烂的古典文化奠定了后世欧洲文化的传统。

春秋、战国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的繁荣时代。著名的中西丝路正是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春秋时期,关中秦国强大起来,秦穆公征服了西戎8 国,

向西北开拓疆土,发展贸易关系,这种贸易是以缯帛、金属器换取游牧部落

的牲畜、皮毛和玉石。至战国时期,西戎8 国先后被秦吞并,秦和河西走廓

的交通得以畅通。中西丝路得以开启。西戎以西,世代居住敦煌的游牧部落

原是塞人,春秋时期月氏民族开始强大,向西驱赶塞人。塞人沿天山西迁,

散居于天山以北的辽阔草原。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是一些农牧居民,他

们之中大部分使用东伊朗语。天山以东居住的月氏,也操东伊朗语,和中亚

细亚北部操北伊朗语的塞人同出一系。天山以西至咸海和巴尔喀什湖到帕米

尔高原一带则广泛分布着斯基泰人,他们在人种和语言上与天山以北的塞人

十分相近。公元前8 世纪一部分世居中亚北部的塞人,迁到黑海西北,他们

在公元前6 世纪时和希腊人在黑海的殖民城邦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于是

由天山北麓通向中亚细亚和南俄罗斯的道路,在这些操北伊朗语的牧民媒介

作用下,显得格外通畅。在古代,这里是极其辽阔,没有国界的草原谷地。

塞人部落以其游牧方式,在中国和遥远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最早的丝绸商

人,他们的往来足迹在亚欧草原上踏出了最早的丝绸之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并且是公元六世纪以前唯一饲养家

蚕和织造丝帛的国家。早在商代,养蚕缫丝已成为重要的手工业。至春秋、

战国,丝织业更有着长足发展,制造出多种多样的锦绣、锦衣。这些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精美衣料吸引了西北的游牧民族,成为重要的交换品,并通过他

们流向欧亚草原各地。这其中,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 至前3 世纪充当了中国

与西方丝绸贸易的最大中介商。

丝路的开通,带来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技术、艺术的频繁交流。

例如,国外考古学家曾从阿尔泰地区的一些古墓中,出土了相当于春秋、战

国之际的一批中国丝织物。在同一地区公元前4 至前3 世纪的墓葬中还发现

了秦式镜和中国式的四轮马车。另外,丝路西端的希腊,由于在雕刻和陶器

彩绘人像中发现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在公元前5 世纪中国丝绸

已经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服装。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丝路开通也为

中国引进了西方文明的成果。马具是中国从中亚草原民族引入并加以改造

的,春秋时,秦晋两大国为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便已在车战的传统方式之外

使用单骑作战了。至战国赵武灵王时,更是公开允许服胡装,以便推广骑射。

伊朗式铁铠和铠环正在代替笨重的犀兕皮甲。至于兵器,则中国和欧亚草原

民族互有影响,在某些方面如青铜剑、矛、刀、钺,有从中国向北方和西方

扩散的趋势。

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西方人的古代文献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有关东方

文明古国中国的名称,如“支尼”、“支那”、“赛里斯”等等。学者认为

这些名称都与丝有关系。①大约公元前5 世纪,在对费尔瓦丁神的颂辞中称中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6—29 页。

国为支尼( ini,Sāini)。古波斯文对中国的称呼有īn,'inistān, ī

nastān,都和粟特语中的yn 相近。这个名称可能是由东伊朗语传去的。和

波斯人一样,印度人最早也称中国为“支那”(Cīna)。形成于公元前4 至

前2 世纪间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都提到这个远在北

方的支那。在印度人那里,“支那”一名是和丝绢的运输分不开的。这个事

实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波斯人最早知道的“支尼”,也是和丝绢的输入联系在

一起的,因此“支那”或“支尼”并非起源于“秦”国,不论波斯文或梵文

中的中国名称都不是春秋、战国称霸西戎的“秦”国的对音,它应该是丝织

精品“绮”的对音。商周以来的丝织品,以文绮最为精致,至春秋、战国时

期则更加精益求精。绮,“文缯也”,纹理不顺经纬,织法独特,花式繁富。

输出域外的丝织品主要也是这种绮,所以西亚和印度最初知道的就是产绮之

国的绮国,而非秦国。古希腊和波斯、印度不同,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

这个字的对音或说是“丝”,或说是“蚕”,或说是“绮”,总之都与丝有

关。

春秋、战国时代留下来大量的文献,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依据。经过两

千年后,这些文献现在已不能全部见到,不过较之西周,有关典籍还是丰富

得多了。研究春秋时期,《左传》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左传》传为鲁国

人左丘明所作,记述当时历史事件,是春秋时代史料的宝贵文献。杨伯峻先

生所著《春秋左传注》,①博洽而简明,最便阅读。另外,《国语》一书的绝

大部分内容也是春秋史料。注本以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较佳。关于

战国时期,就没有像《左传》、《国语》那样较系统的史书。虽有《战国策》

一书,但是此书主要记述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内容凌乱,也有当时的一些

史事。司马迁曾用其资料写入《史记》,只称《短长书》。刘向按12 国分别

整理得33 篇,始定名为《战国策》。愿意详细了解战国史料的学生,可参看

杨宽先生所著《战国史》的有关论述。学习春秋、战国的历史,还必须重视

考古研究成果。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年。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演变

一 周的东迁

周的东迁是当时政治上的巨大变动。自公元前770 年平王东迁,至齐桓

公称霸的90 年间,春秋初年的社会政治在周都东迁之后,进入了列强争霸的

准备时期。王室式微与霸局奠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1 平王东迁

公元前771 年周幽王被杀,申侯、鲁侯及许文公在申(今河南南阳市北)

地拥立原太子宜臼为王,就是周平王。与此同时,虢公翰为了抵制平王而拥

立王子余臣于携,称作携王。但由于携王不当立而立,所以未得到诸侯的支

持;周平王则取得了郑、卫、秦、晋等国的支持。平王虽立,但无力驱逐犬

戎,在东方诸侯的支持下,他决定放弃易受犬戎侵扰的首都镐京,并于公元

前770 年把周的都城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西),史称“平王东迁”。周

东迁以后,平王把岐西之地赠与秦伯,河西地赠与晋文侯。平王东迁,“晋

郑是依”,①周天子依附于诸侯,王室衰微的大局已定。

2 王室式微

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地位骤跌,所辖地区不断缩小。关中故地大片丧失,

先为犬戎所占,后为秦人所有。王畿面积比过去大大缩小,它以洛邑为中心,

东不过荥阳,西仅至潼关,南不越汝水,北仅抵沁水南岸,方圆不过600 余

里。王室辖区的缩小必然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加之许多诸侯已拒不向天子

纳贡,王室财政极为困难。公元前720 年,周平王死,因为随葬品不足,新

继位的周桓王只得派人去向鲁国乞求,史称“求赙”。西周以来“天子不私

求财”②的传统从此打破。

周室东迁以后,以前天子巡狩的事也不进行了。西周时天子每隔几年则

要到各地巡视,祭祀名山大川,考察诸侯政绩,称为“巡狩”。郑国原来有

参与周天子祭泰山的义务,故在泰山脚下有一块田,田亩收入专用于祭祀,

叫做“祊田”。鲁国在许国(今河南许昌)也有一块田,是赐给周公在王室

作官的采地,称为“许田”。天子无力巡狩,郑的“祊田”无用,便与鲁国

的“许田”交换。这次换田标志着天子巡狩礼的崩溃。王室衰弱之后,过去

诸侯必须朝会天子的礼仪也已名存实亡。相反,天子却要向诸侯进行聘问。

周桓王在位20 多年,曾五聘于鲁国。过去诸侯死了,继位者必须先赴王都朝

见天子,请求赐爵,称为“受命”。东迁后诸侯治丧完毕新君即位就不再朝

见天子,改由天子派人去向诸侯送册命,称为“锡(赐)命”。

周室无力号令诸侯,于是诸侯开始要求与天子平起平坐,竟然发生了“周

郑交质”的事件。公元前720 年(周平王五十年),郑庄公正充任周王室卿

士,平王因见郑庄公权力甚大,就想让虢公与庄公分为左右卿士共掌一职。

不想事情还在策划之中已被郑庄公得知,郑庄公就去责问平王。平王见问,

害怕起来,不仅矢口否认此事,而且提出与庄公相互交换儿子作为人质,以

① 《左传》襄公七年。

② 《左传》桓公十五年。

保证不会削弱他的权力。这次“君臣交质”就把君臣关系降为国家平列关系

了。此后郑国与周室关系越发紧张,以致发展为兵戎相见。公元前707 年,

周桓王率领王师与郑军交战时,竟被郑将射伤。王师败退,周天子更加威风

扫地。

周天子权威的衰弱,使一些强大诸侯国想要取代天子地位。但依当时条

件,公然夺取天子位,必然激起各国反对,于是他们打出“尊王”的旗号,

“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从此,周天子成为大国争霸所利用的

工具。

3 霸局奠基

春秋列国是西周诸侯国的延续,同时也是春秋霸局奠定的基础。西周封

国约有七十几个,经相互兼并,至春秋势力较强的国家只有14 个,它们是:

郑、卫、秦、晋、虢、楚、燕、齐、鲁、宋、陈、蔡、吴、越。

平王东迁主要依靠了郑、卫、秦、晋4 国,这4 个国家从东西北三面环

绕着东周王室,春秋初年它们与王室的关系最为密切。

郑国都城在郑(今河南新郑),居今河南中部靠北,与以洛邑为中心的

周王畿的东南部相接;北靠卫、南连陈蔡,东与宋相接。西周时它是诸侯中

受封较晚的,始封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宣王的弟弟王子友,即郑桓公。周

王室西边的秦国,是在周平王元年,因为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

诸侯的。秦居岐西之地,国都在雍(今宝鸡附近),东与晋交界,处诸戎包

围之中。周室的东北是卫国,国都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居今河南黄河北

岸,东与鲁相连,西邻晋。卫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之后。在周王室北面的

晋国,它是周公灭唐国后建立的一个侯国,始封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

虞的儿子燮父改国恭为晋,有说法认为他把都城迁至今太原附近的晋水旁而

得名。居今山西南部的汾、浍二水之间,西与秦交界,东连卫。

周、晋、秦三国交界的地区,即今河南三门峡一带,是周文王同母弟所

建立的虢国。它是东周王室西边的屏障,后被晋所灭。春秋初年周室的南边

是颇不驯服的楚国。楚发祥于丹阳(今河南浙川丹江以北),后沿汉水南下,

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又都鄀(上鄀)。活动在汉水和长江中游之间,处

于百蛮的包围之中。

在今天中国的东半部,从北到南分布有燕、齐、鲁、宋、陈、蔡、吴、

越等国。燕的国都在蓟(今北京地区),是召公初封的地方。居今河北北部,

东边是孤竹国,东北边是肃慎,东南与齐国接界。齐国是姜太公之后,建都

临淄(今山东淄博),居今山东半岛。齐的东边是纪国(在今寿光县),再

往东是莱夷,北接燕国,东北临渤海,西与鲁相连。鲁国在今山东西南部,

泰山山脉是它与齐国的天然分界。国都曲阜是周公旦受封时就建都的地方。

鲁东北与齐相邻,西与卫相接,西南与宋交界。鲁宋之间有曹国,都陶丘(今

山东定陶)。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周初分封舜的后代为陈国,都宛丘(今河

南淮阳县);分封夏代之后为杞国,初都雍丘(今河南杞县),后都淳于(今

山东安丘)。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三恪”,以示对先代王朝的敬意。“三恪”

之中以宋国为最大,都商丘,居今豫鲁皖三省交界地区,在郑的东面,北与

鲁相连。蔡国,国都在上蔡(今河南上蔡)。武王灭商后将弟弟叔度封于此,

成王时蔡叔度因参加武庚叛乱被流放。后来成王又封蔡叔子胡于蔡。蔡居今

河南东南部,位于陈的西南,与楚相邻。

在东南有吴越两国。吴国的都城在吴(今江苏苏州附近),居于楚之东,

辖今江苏苏南之地。吴是周太王的长子,周文王的伯父吴太伯之后。越国据

有今浙江北部,旧说始封君是夏少康之子无余,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

二 大国争霸

古人曰:“春秋无义战”,指的是春秋列强之间长期进行的那种旨在掠

夺土地、人口、财物的争霸战争。争霸,就是强国以武力去争夺成为诸侯盟

主的霸权。春秋各国在争霸角逐中曾出现过所谓的“春秋五霸”,有认为是

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①也有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

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②无论如何,春秋大国争霸的时代特征在于:

初期有齐桓公在黄河流域的首先称霸30 余年;随后是晋、楚之间80 多年的

争霸中原,晋文公和楚庄王都曾有过一度辉煌霸业;在晋、楚争霸的时候,

他们东边宋国的襄公曾争霸而不成,西方秦国则在秦穆公时因东进未果转而

称霸西戎。前579 年和前546 年列国的两次弭兵盟会既遏映了中原各国的厌

战要求,又是大国争霸的时代转折。从此,春秋进入晚期,长江下游崛起的

吴、越,曾先后向黄河流域争夺霸权。

1 齐桓首霸

齐国位于今山东半岛,靠山临海有渔盐之利,进可攻退可守,居战略要

地。齐襄公在位时,灭纪伐卫,征服鲁国,曾一度强盛。但终因他为政昏乱,

于前686 年被齐大夫所杀。早在襄公即位之初,他的两个弟弟就逃往国外避

难,公子小白逃到莒国,公子纠逃至鲁。襄公既死,公子小白在鲍叔牙策划

下,抢先返齐,路遇公子纠的师傅管仲放箭刺杀,幸因箭中带钩方免于难,

最终夺得君位,即齐桓公。经鲍叔牙推荐,齐桓公不记一箭之仇,起用政敌

管仲为相开始了争霸大业,史称齐桓称霸,“管仲之谋也”。①

齐桓公是一面由管仲推行改革,整顿内政,一面对外实施武力扩张的。

最初争霸的过程很是艰难。前684 年,齐出师不利,在伐鲁的长勺之战中,

被鲁庄公用曹刿“彼竭我盈”战术击溃。前681 年,齐约8 个诸侯国会盟于

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意欲成为盟主。结果,8 国中鲁、卫、曹、郑拒

不出席,在到会的宋、陈、蔡、邾中,宋国君又中途退席。北杏会盟没有成

功。一再的挫折并未使齐桓公丧失称霸信心。很快,齐便借口鲁不出席会盟,

再度伐鲁,并迫使鲁与齐结盟。前680 年,齐又以宋“背北杏之会”为由,

联合陈、曹伐宋,并请周王室派军相助,桓公以天子之命伐宋,宋被迫求和。

终于在前679 年,齐、鲁、宋、卫、陈、郑在卫国的鄄(今山东鄄城北)会

盟,齐桓公主盟为诸侯长,这是他称霸的开始,史称“齐始霸也”。②

齐桓公称霸后,用管仲建议,打出“尊王攘夷”旗号,目的是利用周室

的正统地位,团结诸侯,以对抗经常威胁中原的楚和戎狄。前664 年,北戎

侵燕,齐桓公就率军北伐,保卫燕国。前662 年,狄人攻邢(今河北邢台),

于是桓公救邢,并将邢人迁居夷仪(今山东聊城)。前660 年,狄人犯卫,

齐桓救卫,安置卫余民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③以上诸举使齐桓公在诸侯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

① (汉)赵岐《孟子·告子》下注。

② 《墨子·所染》、《荀子·王霸》。

① 《史记·管晏列传》。

② 《左传》庄公十五年。

③ 《左传》僖公元年。

正当齐桓称霸中原之际。南方楚国迅速壮大,开始北上中原争霸,不仅

兼并了许多小国,而且连年对郑。为了阻挡楚国北上锋芒,前656 年齐桓公

率齐、鲁、宋、郑、陈、卫、许、曹等国联军侵蔡伐楚,直抵楚边境陉地(今

河南郾城南)。楚成王只得求和,两方订立“召陵之盟”,楚在实际上承认

了齐的中原霸主地位。前651 年,齐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召集鲁、宋、

卫、郑、许、曹等国会盟,商订了有关各国共同遵守的条约。在这次盛会上,

周襄公还派特使送来祭肉,正式确立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前643 年,齐桓

公死,国内发生君位争夺。不久,霸权移至晋国。

2 晋、楚称霸

晋国本是汾水下游一个小国,至春秋前期晋献公兼并周围小国和戎狄,

才逐渐强大。献公晚年,因废嫡立庶,迫使公子重耳在国外流浪了19 年。献

公死后,60 多岁的重耳才于前636 年返晋,继位为晋文公。文公是当时各国

君主中最熟悉社会情况的,跟随他流亡的狐偃、赵衰等大臣也都很有能力。

晋文公即位的当年,周王室内乱,王子带赶走了周襄王。晋文公抓住这一时

机约会诸侯,平定叛乱,迎周襄王复位,博得了“尊王”的名誉,提高了自

身威望。前632 年,楚因宋国附晋,率陈、蔡、郑、许之兵伐宋。晋则率宋、

齐、秦之兵进攻楚的盟国曹、卫,诱楚北上。双方大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

临濮集),楚方溃不成军。城濮大捷使楚国向北发展的兵力第一次受到沉重

打击。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荥泽)会盟诸侯,周襄王正式册封他为

侯伯。至此,晋文公“取威定霸”,成为中原霸主。以后80 年间,晋楚间的

斗争成为大国争霸的主要内容。

晋文公死后,灵公继位,霸权受到来自南楚和西秦的威胁。晋人虽阻止

了秦的东进,却没能挡住楚庄王称霸中原。据说楚庄王自前613 年即位起,

作乐3 年,不理政事,待完全了解国务之后,他“一鸣惊人”。首先平定国

内贵族叛乱,征服周边百濮各部;继而任用平民出身的孙叔敖为令尹,举贤

荐能,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加强国力。然后开始其争霸中原的大业。前606

年,楚庄王进攻洛邑附近的陆浑之戎时,在东周京畿阅兵示威,并派人向周

王询问九鼎的轻重。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此举意在表示他有吞周企图。

楚要称霸中原,郑国首当其冲,前598 年,楚围郑3 个多月,郑被迫投降。

郑亡对晋是很大威胁,晋派兵救郑,但于前597 年在邲(今河南郑州北)之

战被楚打得大败。两年后,楚又围宋达9 个月之久,宋只得屈服。楚征服了

郑、宋之后,鲁、陈等中原小国也先后依附了楚国,楚庄王遂成为中原霸主。

庄王死后,共王继位,楚又伐鲁、卫,一度将楚的霸业推向顶峰。

春秋中期以后,晋、楚之间势均力敌,疲于攻战,进入二强相持阶段。

此时中原小国也因饱受大国争霸战争之苦,而普遍厌战。于是出现了以宋国

发起的两次“弭兵”(和平)会盟。第一次是前579 年由宋大夫华元提倡的,

晋楚在宋订立盟约,双方保证不交兵。然而仅3 年后,随着晋楚鄢陵之战的

爆发,盟约废止。第二次是前546 年由宋大夫向戍倡议的,会盟仍在宋召开,

除晋、楚两大国外,另有14 国代表到会,会上确立了晋楚共为霸主的地位,

规定小国要对晋楚同样纳贡,齐、秦大国分别与晋、楚联盟。至此,晋、楚

平分了霸权,黄河流域的争霸战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3 宋襄、秦穆

早在晋楚争霸初期,还曾有过宋襄公、秦穆公欲染指中原霸权未遂的情

况。前650 年,宋襄公即位,在位14 年他空有雄心,刚愎自用且昏庸无能。

齐桓公死后,诸子争位,是宋襄公护送齐孝公继齐国君位的。宋襄公自以为

定齐乱有功,企图继齐而称霸,但他又自知诸侯不服,于是欲借齐、楚之力

压服中原各国。前639 年他约齐、楚盟会于鹿上(今山东巨野),宋提出召

集诸侯大会的倡议。于是这年秋楚、陈、蔡、郑、许、曹邀宋襄公大会于盂

(今河南睢县)。结果,楚竟在会上将他抓获,随后伐宋。宋襄公本想当霸

主,反作阶下囚。后来宋襄公虽被放还,却未汲取教训。前638 年,在泓水

(今河南柘城北)之滨与楚军交战中,他不但不听正确意见,反而大讲“君

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的蠢话。致使宋军惨败,他本人负伤,不久身亡,其

称霸幻梦破灭。

晋楚争霸之时,秦在西方崛起,虎视中原。秦穆公在位的39 年是秦史的

重要阶段,他任用百里奚、蹇叔等名臣治国,成一时“富国强兵”之势。晋

文公死后,秦穆公企图向东发展,争霸中原。前627 年(秦穆公33 年),秦、

晋大战于崤山(河南西部),秦全军覆没。秦东进受挫后改变战略,转而西

向,进攻戎地,“灭国十二,开地千里”。①周襄王为此还曾派特使祝贺,秦

在西方取得“霸西戎”的地位。

4 吴、越争霸

弭兵会盟之后,春秋的历史进入晚期。这一时期东南吴、越之间的争斗

构成了春秋争霸的尾声。吴国地处今江苏南部,越国地处今浙江北部,两国

在中原各国影响下得以迅速发展。在晋楚争霸时,晋为利用吴来牵制楚,曾

于前584 年派巫臣向吴人传授先进的射法、御法和战车阵法。吴王阖闾于前

515 年即位后,重用伍子胥、孙武整顿、治理国家,并于前506 年大举攻楚,

五战五胜,攻占楚国郢都。吴见楚势已衰,转而与越争雄。前496 年,吴、

越战于槜李(今浙江嘉兴南),越王勾践战败吴军。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

差继位后于前494 年打败勾践。夫差以为已解后顾之忧,便挥师北上,争霸

中原。当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会诸侯,与晋争霸时,不料勾践卧薪尝

胆,在大夫种和范蠡辅佐下,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壮大力量,乘机

攻入吴都姑苏(今苏州),并于前473 年灭吴。此后越王勾践亦北上会诸侯

于徐州,一时号称霸主。但是吴越的称霸已是强弩之勉,远不及晋、楚争霸

影响之大。

春秋大国争霸战争旷日持久,中小国以及广大人民深受其苦。但也正是

争霸战争沉重打击了西周以来的贵族统治体系,小国的被兼并换来了区域性

的统一;竞争促使各国开始内政改革,重用出身庶民的贤能;时代也造就了

齐桓、晋文、楚庄、秦穆、夫差、勾践等一大批富于开拓进取精神的领袖人

物。

① 《史记·秦本记》。

三 七国争雄

古人用“战国”一词概括春秋之后的250 年的历史,主要是因为这一时

期的争霸战争不仅次数有增无减,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春秋时代北方各国跟

楚的对抗,转化为七个大国相互对抗的形势,他们是:秦、楚、齐、魏、赵、

韩、燕,即所谓“战国七雄”。其中齐是卿大夫田氏以相位夺君权而有国的,

史称“田氏代齐”;魏、赵、韩三国本是魏氏、赵氏、韩氏三卿大夫瓜分晋

国而形成的,所以又称“三晋”。事实上“战国七雄”除燕国外,都曾是春

秋的霸主,且多数是卿大夫僭越原来的诸侯而起的新兴政权,他们具有很强

的生命力,相互间进行着以兼并为目的的争霸,直至秦灭六国,统一中国。

七国的方位是:齐在东,秦在西,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魏、韩夹在

中间。七国间关系是:韩、魏、赵、楚与秦接壤,受秦威胁最大;而燕、齐

距秦最远且不为毗邻。七国争雄过程阶段特征在于:经战国初几十年酝酿之

后,先是出现了百年之久的魏霸中原局面;而后经过齐、秦与魏的争雄,迎

来齐、秦对峙的70 余年;长平之战以后的战国最后40 年,是秦向东方大发

展并最终兼并六国,统一全国的时代。

1 魏霸中原

战国初年,魏用李悝变法,迅速成为中原霸主,继承了晋的霸业。由于

魏地处各大国中间,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君主为能既扩充地盘,又不致于四

面树敌,因而采取了联合赵、韩,一面出击的战略。魏首先西向与秦多次交

战,于前409 年攻占秦河西地,阻制了其向东的发展。进而向北,于前406

年灭中山国。随后与韩、赵联合向东,于前404 年大败齐军。这时周天子不

得不于前403 年承认了魏、赵、韩的诸侯地位。此后,魏向南伐楚,并于前

400 年大败楚军于大梁、榆关。魏攻占了楚大梁(今河南开封)及其外围襄

陵(今河南睢县),随后又攻占了楚的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夺取了楚在

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遏制了楚的北上。

魏与韩、赵之间既有联合,亦有攻战。前362 年魏在浍水北岸击败韩国,

同年又进攻了赵国。魏惠王继承了文、武侯的霸业,为了便于向东方发展,

前361 年他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因此又称梁惠王。前359 年魏又以武

力迫使韩献出大片土地。由于魏国力大大增加,前356 年韩、鲁、宋、卫前

往朝魏。前344 年,魏在大梁附近的逢泽发起并主持了“逢泽之会”,率领

12 诸侯朝见周天子,成为盟主。至此,魏已成为称霸中原的唯一大国。也就

在魏霸主地位达到高峰的同时,由于齐、秦开始与魏争雄,因而“逢泽之会”

也就成为魏逐渐中衰的转折点了。

2 东齐、西秦

齐、秦是在魏霸中原的同时迅速崛起的,他们的称霸过程包括与魏争雄

和齐秦对峙两个阶段。

齐在魏文、武侯时代,常被三晋打败臣服于魏。但齐是中原大国,前386

年田齐列为诸侯,齐更成为参与中原争雄的重要角色。所以,魏的霸主地位

最先遇到的是来自齐的挑战。前354 年赵向魏的属国卫国进攻,卫被战败,

臣服于赵,引起魏的不满,魏、宋军队包围了赵都邯郸。前353 年,赵求救

于齐,齐允诺出兵援赵,终于导致了齐、魏桂陵之战。

前353 年齐威王派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率兵救赵。孙膑认为魏以精

锐伐赵,内部空虚,如“引兵疾走大梁”,魏军必然回救本国,齐可攻其疲

惫,并能解邯郸之围。于是齐军向大梁急进,魏将庞涓闻讯果然匆忙回师。

齐军以逸待劳,在魏军必经之地的桂陵(今河南长垣)大败魏军,这就是历

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战例。

就在齐向魏的霸权提出挑战的同时,秦也开始了与魏的霸权争夺。桂陵

之战以后,秦趁魏的失败,于前352 年攻入魏的河东,攻取魏旧都安邑;次

年又占领固阳,并越过洛水,收复了被魏占去的部分河西地。然而,魏毕竟

是战国初的最强国,桂陵战败后很快稳定了局势,并对齐、秦展开反击,迫

使齐、秦与其讲和,放缓争霸步伐。但是,如果说前344 年由魏主盟的“逢

泽之会”还只是魏霸权由盛而衰的转折的话,那么随着马陵之战的爆发,齐、

秦最终取代魏的霸主地位则已成定局。

逢泽之会韩没有参加,魏认为这是背叛,于是在前342 年攻韩,韩告急

于齐,齐威王命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出征援韩。齐仍用救赵的战术,

举兵直趋大梁。魏将庞涓闻讯,连忙释韩回魏。魏以太子申为上将军,与庞

涓以10 万兵迎击齐军。孙膑采用“减灶诱敌”计,故意示怯,不断撤退,制

造假象,麻痹魏军。第一天营地造军灶10 万,次日减为5 万,第三天减为2

万。庞涓中计,误以为齐军“士卒亡者过半”,仅率轻骑追赶。追至马陵(今

河南范县西南),天黑道狭,地势险要,遭到伏击,庞涓自杀,太子申被虏。

马陵一战,魏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遭到齐、秦、赵三面夹攻。

马陵之战后,东齐、西秦两强对峙了约60 年之久。齐威王因马陵之战提

高了威望,魏只好“变服折节而朝齐”,①向齐妥协。前334 年,魏惠王到徐

州朝见齐威王,尊齐为王,齐威王不敢独自称王,又尊魏为王,史称“徐州

相王”。从此,魏的霸权彻底丧失。秦国地处西陲,中原国家“不与盟会”。

秦献公时,开始转弱为强。秦孝公继位后,任用商鞅变法,国力大增,开始

东进攻魏。前330 年,秦败魏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南),迫使魏将河西地献

给秦。前329 年秦又攻取魏河东的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皮氏(今山西

河津西)、曲沃(今三门峡西南)等地。前328 年秦攻取魏蒲阳(今山西永

济北),魏被迫将上郡15 县献给秦国。此时秦已占有今陕西黄河以西广大地

区,以及黄河以东、以南部分地区。秦控黄河天险,国富兵强,声震山东各

国。随着魏国霸权的衰落,强秦崛起于西方,前325 年秦继魏、齐之后开始

称王。前316 年秦惠文王接受司马错的建议,向西南发展势力,攻灭蜀国和

巴国。秦获巴、蜀“天府之国”后,更加强大。接着秦向西北扩展势力,兼

并了西戎的义渠部,解除了东进的后顾之忧。

至此,齐秦对峙局面形成,魏、赵、韩三晋地处中原,成为齐秦必争之

地。由此展开了复杂激烈的合纵连横战争。

3 合纵连横

在齐、秦对峙时期,各诸侯国间产生了“合纵”与“连横(衡)”的斗

争。因为南北方向为纵东西方向为横,故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以

抗击秦或齐,叫做合纵;而以三晋为主,东连齐而西抗秦,或西连秦而东抗

齐,叫做连横。就策略而言:“合众弱以攻一强”谓之合纵;“事一强以攻

① 《战国策·魏策二》。

众弱”谓之连横。随着斗争的发展,合纵连横的含意也在逐渐变化。至战国

后期则变为:六国联合抗秦是合纵,六国分别投靠秦国是连横了。

合纵说的创立者是齐人苏秦,他在游说秦惠王未受重视之后,为赵肃侯

制定了合纵抗秦的战略部署,提出“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为从亲

以畔秦。”①苏秦合纵,得到山东各国的响应,前333 年众推赵为纵约长,苏

秦佩六国相印,合纵局面形成。秦惠王对六国合纵抗秦大为愤怒,于是任用

魏人张仪进行旨在破坏合纵的连横。张仪的连横战略为:使楚、魏臣服,攻

赵亡韩,让齐、燕不敢西向。从此合纵连横斗争拉开帷幕。

魏、齐“徐州相王”之后,关东各国渐成合纵之势,意在遏制秦的东侵。

为破坏合纵,秦惠王用张仪的连横之策,首先争取魏为与国,于前322 年派

张仪至魏游说,魏以张仪为相,张仪劝魏王背弃纵约,西亲秦。魏王起初不

肯,秦便以武力威胁,接连攻取了魏的曲沃、平周,还大破韩军,魏迫于压

力,背弃纵约,与秦连横。

秦魏连横使关东各国惶恐,前319 年齐、楚、赵、韩、燕五国支持魏国

的遏秦势力赶走了张仪,任主张合纵的公孙衍为魏相。公孙衍立即联合魏、

楚、燕、韩、赵“五国伐秦”,并推楚怀王为纵约长。但由于五国不能合作,

仅韩、赵、魏出兵,结果于前317 年联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被秦军击败,

合纵被瓦解。此后,在秦不断进攻之下,魏、韩不得不转而臣服于秦。此时

形成秦、魏、韩三连横,与齐、楚“从亲”的对抗局面。

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①在当时几乎与秦、齐成鼎足三分之势,

所以楚的向背直接左右着合纵连横的斗争。秦为了牵制齐国,必须与楚联合,

破坏齐楚联盟。前313 年,秦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诈称如楚能“闭关

而绝齐”,秦愿归还楚“商于(今河南淅川西南)之地方六百里”。怀王信

以为真,便与齐断交,而与秦和解。当楚向秦索地时,张仪却改口说当初许

下的只是“广袤六里”。楚怀王方知被骗,怒而发兵攻秦。结果先后在丹阳

(今河南淅川)和兰田(今陕西兰田)两次战役中为秦所败。后来,秦昭王

约楚怀王至秦会盟,怀王受骗被扣押,死于秦。在接连不断的失败之后,楚

逐渐衰落了。

楚衰落以后,赵国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前307 年赵武灵王实行“胡

服骑射”改革后,赵以其强大的骑兵而增强了抗秦实力。秦为打击赵国而谋

取与齐的联合。前288 年秦昭王约齐湣王同时称帝:秦昭王称西帝,齐湣王

称东帝。并订立盟约,准备联合五国伐赵。但齐湣王后来又接受苏秦劝告,

主动放弃了帝号以孤立秦国。齐甚至联合了韩、魏、燕、赵合纵攻秦,迫使

秦昭王废弃帝号,并将部分侵地归还魏、赵。

宋国是七雄之外一个中等国家,地处中原,与齐、楚、魏等大国接壤,

历来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前286 年宋国内乱,齐趁机灭宋,引起三晋及楚国

的不安,秦国便乘机组织合纵攻齐。秦王先后与楚、赵、魏、韩等国国君相

会,并于前285 年派秦将蒙骜率兵借道韩、魏去攻占了齐的9 座城池。而“诸

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纵与燕伐齐。”①合纵攻齐的局面形成。

当年齐国曾乘燕内乱征伐过燕国,两国就此结怨。燕昭王即位后,励精

① 《资治通鉴》卷2。

① 《战国策·楚策一》。

① 《战国策·燕二》。

图治28 年,国富兵强。前284 年燕国上将军乐毅率燕、秦、赵、魏、韩五国

兵合纵攻齐,在济西大败齐军。随后乐毅果决进兵,攻克齐都城临淄后,分

兵五路,迅速平定、攻占了绝大部分齐地。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城未被攻

下,齐湣王逃至莒,不久被人杀死。

前277 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疑忌乐毅,以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

被迫逃往赵国。燕军易帅,士卒涣散,到处抢劫,齐人纷纷反抗。齐将田单

在人民的配合下,用火牛阵破燕军于即墨,燕军溃退,齐军收复了全部失地。

但齐国被燕军蹂躏5 年之久,损失极大,从此一蹶不振,齐秦对峙的局面也

最终被打破了。同时,在长期伐齐战争中,燕国国力亦消耗过甚。齐、燕的

厮杀大大削弱了东方的抗秦力量,使秦得以抽出力量对付楚国,前278 年秦

将白起率兵攻克楚都郢,楚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楚国进一步衰落

下去。此后,合纵连横就逐渐演变为:六国并力抗强秦为合纵,六国分别投

降秦国为连横了。

4 远交近攻

前266 年秦昭王用范睢为相,采纳了范睢的“远交近攻”之策,即远交

齐、楚,近攻三晋。范睢认为,如此“得寸即王之寸,筹尺即王之尺”。这

样既能破坏东方各国的合纵,又能巩固所攻占的土地。远交近攻之策对秦最

终统一六国具有深远意义。当时,秦作为主攻对象的三晋之中,其实惟有赵

尚具单独抗秦之力,前269 年秦曾在阏与之战中就曾被赵将赵奢击败过。所

以秦、赵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这才有著名的长平之战。

前262 年秦攻占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使韩的上党郡和韩的本土隔

绝。韩欲献出上党向秦求和。但因上党郡守降赵献郡,而爆发了秦和赵争夺

上党郡的长平之战。前260 年,赵派大将廉颇援韩,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

秦派白起、王龁猛攻长平,廉颇森严壁垒,尽管秦军多次挑战,仍坚守不应,

以逸待劳。双方坚持了3 年,不分胜负。秦施反间计扬言:“秦之所恶,独

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还说廉颇善守不善攻。赵王中计,于前260

年以赵括取代廉颇。但赵括是个“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的空谈家,

他为将后立即全线出击。奏军佯败,待赵军追至营垒前,分兵切断赵军后路,

粮草断绝,将赵军分割包围长达46 天。赵括突围不成,战死,40 万赵军尽

被坑杀,赵括也被后人讥为“纸上谈兵”的将军。

前259 年秦乘胜包围赵都邯郸,两年而未攻下,赵向魏国求援,魏派将

军晋鄙率10 万大军进驻邺(今河北临漳),因惧秦而等待观望。前257 年魏

公子信陵君通过魏王宠姬如姬窃得兵符,刺杀晋鄙,率魏军救赵,秦兵大败

而去。这次解邯郸之围,虽使赵转危为安,但长平一战毕竟是战国最大、最

残酷的战役,赵损失惨重,此后再也无法成为秦的强劲敌手了。

5 秦灭六国

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至长平、邯郸之战已是尾声。前247 年,秦庄襄

王去世,其子嬴政13 岁即位,丞相吕不韦揽权。前238 年,22 岁的嬴政镇

压了大宦官嫪毒的叛乱,次年又罢免了吕不韦的相权。从此嬴政亲理国政,

他接受了韩非的法家思想,重用李斯、尉缭,定下了先灭韩、魏,断山东六

国合纵之脊,而后予以各个击灭的统一战略,自前230 年起,发动了秦灭六

国的战争。

秦东进的正面敌人是三晋,其中赵最强,韩最弱。秦自前236 年起连续

攻赵,使其失去救援韩、魏能力之后,转而攻韩。前230 年派内史腾率军东

进,俘虏韩王安,灭韩。次年,秦将王翦带兵攻赵,赵将李牧迎战。正在双

方相持不下时,赵王中秦反间计,以谋反罪斩李牧,使赵军心涣散。前228

年秦攻克邯郸,擒赵王迁。仅赵公子嘉逃往代郡(今河北蔚县)称代王,赵

基本灭亡。

灭赵过程中,秦已兵临燕境。危急中,燕太子丹于前227 年遣荆轲刺秦

王,未遂。秦随即命王翦、辛胜挥师攻燕,在易水以西歼灭燕军主力。前226

年攻克燕都蓟(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喜逃往辽东。

在伐燕的同时,秦王命王翦之子王贲率兵南下伐楚,攻占楚10 余城。前

225 年王贲以胜楚之师回军伐魏。魏军困守大梁,王贲引黄河、鸿沟水灌城,

同年三月大梁城破,魏王假被杀,魏国灭亡。

灭三晋后,秦欲攻楚,青年将领李信主张出兵20 万,老将王翦认为非

60 万不可。秦先用李信出征,结果大败。秦又于前224 年命王翦率60 万兵

攻楚,楚则倾全力抗秦。王翦至楚坚壁不战,伺楚求战不得,引兵撤退时,

挥师追击,大破楚军,杀楚将项燕。次年,攻破楚都,俘虏楚王负刍,楚亡。

继而渡江作战,于前222 年平定楚国江南各地。

灭楚以后,秦派王贲出兵扫除燕、赵残余。前222 年攻辽东,擒燕王喜。

随后回兵攻打代郡,俘赵王嘉。燕、赵彻底灭亡。

前221 年,王贲率军由燕南下攻齐。齐因长期“事秦谨”,“不修攻战

之备”,在秦大军压境时,未能作任何有效抵抗,就不战而降了。至此,秦

以十年之功兼并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500 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

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

大事件。从此,人民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及生产环境,这是有利于社会

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也为我国长期统一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各国的变法改革

一 春秋时期各国的改革

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周室式微,诸侯壮大,周政权以血缘宗法维

系的政治系统出现崩溃趋向。在严酷的争霸过程中,一些统治者眼见“礼崩

乐坏”的局面不可逆转,便审时度势,开始起用出身低微但有政治才能的人

物,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以便取得霸主地位。

1 管仲相齐

齐国能在春秋时首霸中原,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齐桓公任用杰出的政治

家管仲为相,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内政上实行“叁国伍鄙”制。当时把周人所居之地称“国”,把被

征服族居住地称为“野”,或“鄙”,即郊外。“叁国”,即把“国人”分

为三部分设三官管理。国又分为21 乡,其中6 个工商之乡,15 个士乡。西

周时,国中住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定居。现在居住混乱了,管仲改革管

理办法,要四民定居原处,“勿使杂处”,以确保士农工商各业世代相承。

“伍鄙”,即把郊外分为5 个属,设立五大夫管理,一属含10 县。具体划分

为:30 家为邑,300 家为卒,3000 家为乡,9000 家为县,90000 万家为属。

分级设官管理,每年考核,惩劣择优。

这一改革表明,春秋初年,齐国的国野关系开始破坏,出现“四民”杂

处的情况。如此整顿内政,为的是集权于贵族,加强统治。

二是军事上实行兵民合一组织。因为“国人”才有当兵的权利,所以管

仲规定在“国”中5 家为轨,10 轨为里,4 里为连,10 连为乡。按此系统组

织的国人,平时生产,战时出征。既扩充了军队编制,增强了战斗力,又减

少了养兵的兵赋负担。

三是经济上实行赋税及山海的改革。首次打破井田制,对“鄙野”出现

的大量“私田”,变以往的不收税为“相地而衰征”的税制。衰(cuī),是

等差的意思。就是按土地好坏分等征收实物税。这表明齐国经济发展较快,

井田制首先在此破坏,所以要求赋税制度做出相应的改革,以便增加国家税

收。管仲还对山海渔盐的管理进行改革:免除关税以鼓励出口,设盐铁官以

促进煮盐、冶铁业的发展。另设置“轻重九府”管理货币和物资储运,既满

足了人民需要,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四是外交上建议齐桓公树起“尊王攘夷”旗帜。打击了戎族侵扰,在保

卫北方中原小国的战役中,树立了自身威望。

管仲治齐进行的富国强兵改革,使齐很快强大,奠定了齐国建立霸业的

基础。

2 晋、楚整顿

晋文公在位期间,重用一直跟随他在外流亡的赵衰、狐偃、贾陀等,大

力整顿内政,以图夺得霸主地位。他们一方面注意维护西周以来的宗法制,

另一方面开始推行新措施:一是整顿吏治。将11 个晋旧族,委任为国君身边

的近官;从姬姓中选任中官,作为中央朝廷的官员;选拔异姓,去做地方上

的远官。如此重新分配权力,使贵族之间尊卑有序,提高了统治效率。二是

在维护“旧族”、“贵宠”地位的同时,开始“明贤良”。即按功劳起用庶

族,对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加以改良。三是奖励农业,发展商业,节省费用,

以便增加财政收入。四是扩充军队,以适应争霸战争的需要。先是把原有的

二军扩大为“三军”,二年后又增编“三行”,即增设了三个相当于军的步

兵单位;又过三年,改为“作五军以御狄”。

晋文公死后,晋灵公继位时,正值楚国的楚庄王在位。庄王初即位时,

面对内忧外患,首先平息了几起贵族暴乱和群蛮、百濮的骚扰,继而着手整

顿内政:一是选拔人才。任用平民出身的孙叔敖为令尹(相),发展经济,

使农工商贾各守其业。二是重用旧贵。遵循“楚国之令典”,注意选用旧贵

族,增强了楚旧贵族对统治者的支持。三是整顿军事。重新提倡楚武王制定

的“荆尸”阵法,使士兵间在作战中团结一致。以上措施为楚庄王的霸业奠

定了基础。

3 子产图新

春秋中期,社会变化加剧,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开始了更自觉的变革,郑

国子产作执政时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即发生于此时,20 余年间他进行过三大改

革。

一是作封洫,改革田制。前543 年下令开殖田沟,重新编制公私田亩和

农民住户,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①对私田按亩收税承认了私田的合法

性,提高了农产量,鼓励了个体农民。二是作丘赋,改革兵赋制。前539 年

下令在一丘(16 井)田地上缴纳过去一甸(64 井)所负担的兵赋。这不仅保

证了国家军费,扩大了兵源,而且对以往仅贵族服兵役的限制有所突破。三

是铸刑书,改革司法制。前536 年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予以公布,形成了我

国较早的成文法规。这样,司法有了准绳,限制了贵族权力,打破了“刑不

可知,威不可测”的传统。

子产的改革虽然曾受到来自贵族和平民两方面的反对,但是确使郑国得

以在这20 年间,免遭大国欺凌。反映了春秋中后期,小国改革图强的迫切需

要。

4 吴、越改革

吴、越能在春秋末年争霸中原,是与他们国内不同程度的改革图强分不

开的。吴、越的改革是春秋末年后来居上的典型。

前514 年,吴王阖闾夺得政权以后,很快就在中原各国改革的影响下,

进行了有限的改革:一是整顿经济。任用从楚国逃至吴国的伍子胥为客卿,

把楚国相对先进的技术传于吴,“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①

动员垦荒,大兴农桑,修筑水利。二是整顿军队。重用军事家孙武,对军队

进行了严格训练,主张“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强调教育与法纪相结合的

治军之道。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越国实行了一种为报仇雪耻的紧急改革。前493

年越败于吴后,聚保于会稽,越王勾践卑辞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

用范蠡、计然、文种进行改革,措施有五:一是举用贤能,“有道者进”。

① 《左传》襄公三十年。

①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二是奖励忠谏,赏罚分明。三是行“平粜法”,平抑谷价。四是流通物资,

发展市场。五是广积厚蓄,防备灾荒。如此改革,“十年生聚”,终于跃居

霸主地位。

二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周王室已衰落至极。春秋时期周天子和中小国家在

大国争霸中所起的一些制约作用此时已消失殆尽。在这个时代,“诸侯力政,

争相并”的主要手段是战争,而赢得战争的关键是实力,“强,则能攻人者

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②而要把国家治理好,

墨守陈规是不行的,仅仅如春秋改革那样,既要顺时而动,又不肯根本改革

周制也是不行的。于是兴利除弊,变法改制便成为列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大课

题,终于酿成古代中国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为卓著的战国变法运动。

1 李悝变法

魏国是在前453 年“三家分晋”后形成,而在前403 年正式受封为诸侯

国的,新政权的巩固要求变法图强。魏文侯正是在此时,起用了战国初的法

家代表人物李悝。李悝,约生活于前455 至前395 年,又名李克,魏国人。

他在魏文侯时担任过北地守,后任魏相,在短时期内帮助魏文侯实施变法。

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项:

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①“淫民”是

指那些凭借世袭制无功受禄的贵族。李悝主张取缔他们的特权,把他们的财

产、权力没收,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重新分配,使众多的贤才来为

魏供职。此举使一些无功旧贵丧失地位,而大批出身庶族能为魏国作贡献的

士人登上政治舞台。

二是推行“尽地力”和“平籴”的经济政策。李悝认为5 口农户,种田

百亩,亩产一般每年是1 石5 斗。但如果农民精耕细作以“尽地力”,则每

亩可增产3 斗;反之,则会减产3 斗。这一增一减,全国就相差180 万石粮

食。所以他要“作尽地力之教”。另一方面,为防止商人盘剥小农,调动小

农生产积极性,李悝推行了重农抑商的“平籴法”,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

和价格:政府在丰年以平价收购农民余粮,防止商人压价伤农;在灾年则平

价出售储备粮,防止商人抬价伤民。李悝的措施由于行之有效,而使魏国很

快富强起来。

三是制订《法经》,以加强法制。为了巩固魏国已有的变法成果,维护

新的财产关系和统治秩序。李悝研究、总结了当时各国的法律,并集其大成,

制订了《法经》这部新法典。

《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共6 篇,分别是《盗法》、

《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①。前4 篇主要是对所

谓“盗”、“贼”施以关押、拘捕等处罚之法。如规定杀人者不仅要处死,

而且全家罚没为奴;对“大盗”,或充军或处死。后两篇中,《杂法》主要

规定了对轻慢法令、偷越城墙、赌博、盗窃、欺诈、贪污贿赂、荒淫奢侈等

违法行为的惩治办法;《具法》则是对量刑轻重的有关规定。《法经》并不

单纯是防范和镇压人民反抗的,也有根当一部分是针对官吏腐败的。如规定

丞相以下的贪污受贿官吏要杀头,太子赌博要受笞刑甚至被废。因此,《法

② 《韩法子·五蠹》。

① 《说苑·政理》。

① 《晋书·刑法志》。

经》对清明吏治、严肃法纪、安定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保

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李悝变法以其无可辩驳的事实告示列国,只有变法改革才是国家强盛的

出路;李悝开创的改革纲领,如废除旧贵特权,发展农业,提倡法制等,在

当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革新原则。只可惜李悝变法时间不长,且牵涉面太广,

阻力甚大,因而改革难以彻底。

2 吴起变法

吴起,卫人,与李悝同为卜商(子夏)的学生。先为鲁君供职,因遭猜

忌转到魏国。魏文侯任他为西河守,因善用兵,颇有名声,又受猜忌。大约

在前390 年离魏入楚,一年后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内容如下:

一是“明法审令”。公布法律,对各级官府的命令严加审查,实行层层

监督,以保证新法的贯彻执行。二是“实广虚之地”。将旧贵族迁往地广人

稀的边地,变相收回旧贵的土地,以打击旧贵势力。三是“收爵禄”。针对

“大臣太重,封君太众”①的局面,为削弱旧贵族对国王权力的严重威胁,规

定被分封的旧贵经过三代的,就将其子孙的爵禄收回,取消分封。四是“绝

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②坚决裁减无用之官,

减少俸禄开支,节省经费用于练兵。五是“塞私门”,禁止旧贵族以私门招

引食客,以防其结党反对变法。

吴起变法的特点是,在楚悼王的支持下,推行迅速,雷厉风行。吴起改

革7 年,冲破了旧贵族的反对,使楚国很快壮大,造成“诸侯患楚之强”的

态势。③但是前381 年,楚悼王病逝,以阳城君为首的旧贵族立即发动叛乱,

包围王宫,乱箭射死了吴起。吴起虽被害,但他的变法和李悝一样,都给后

来实施改革的商鞅以深刻的启示。

3 商鞅变法

战国进入中期,由于列国都急于在兼并战争中占居优势,变法改革运动

也被推向高潮。在秦、齐、韩、赵等国相继进行的改革中,秦孝公用商鞅变

法是实行最彻底、对旧贵族打击最严重,变法措施最全面,为期最长久,影

响最深远的。

在春秋战国历史上,秦是个由极弱转向极强的国家,而商鞅则是实现这

一转化的关键人物。商鞅约生活于前390—前338 年,出身于卫国旧贵族,

姓公孙,名鞅,又叫卫鞅。后因在秦变法有功,被封为商君,史称商鞅。他

从小“好刑名之学”,后来遍学儒、墨、道、兵、阴阳各派学说。前361 年

入秦,曾三次求见秦孝公。前两次求见时,他故意大谈儒家的“王道”治国

理论,孝公对他所言无兴趣,“时时睡,弗听”;第三、四次他见孝公时才

说出自己治理国家的真正主张,“说公以霸道”,引起孝公浓厚的兴趣,君

臣投机,“语数日不厌”。①

前359 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命他实行变法。但当变法将要付诸

① 《韩非子·和氏》。

② 《韩非子·和氏》。

③ 《史记·吴起列传》。

① 《史记·商君列传》。

实施之际,却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反对,他们认为“知者不变法而治”,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②双方展开论战,商鞅批驳道:“三代不同礼而王,

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作礼,不肖者拘焉。”又说: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③经过变法与反变法的大辩论,秦孝公以更坚

定的决心支持商鞅开始变法。变法共有两次,第一次变法在前359 年,其主

要内容如下。

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颁布新制规定:即便是国君亲属,若无军功也不

得列入宗室属籍。破除了以往贵族“无功可以得尊显”的“故俗”。实行军

功爵制。爵位共分二十等级,最高为彻侯,最低为公士。按爵位高低相应地

可占有土地、住宅、奴婢,以及享用车骑、服饰等。没有军功的人虽可以富

有,但不能尊贵。

二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对立功者,依功劳大小分别授予爵位、田宅。

规定在战争中杀敌1 人赐爵一级,或授予50 石俸禄的官职。杀敌军官1 人,

赏爵一级,田1 顷,宅地9 亩。私斗者视情节轻重,处以不同刑罚。

三是编制户籍,实行什伍连坐法。凡境内居民均须登记于户籍,5 家为

伍,10 家为什,互相监督。一家犯法,若别家不告发,则10 家同罪连坐;

告发人,如同杀敌1 人受奖,赐爵一级。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

否则店主连坐。

四是奖励耕织。规定凡使粮食和布帛产量超常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

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凡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

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还招徕三晋无地农民到秦垦荒,不但给予田宅,而

且免除三世劳役。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

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

商鞅新法实施10 年,取得显著成效,秦国日益富强。前350 年,秦都从

雍迁至咸阳后,商鞅开始了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推行县制。合并乡村城镇为县,全国统一划分为31 县,①县设令和

丞由国君任免,代替了以往的分封采邑制。二是废井田,开阡陌。平毁井田

中的纵横疆界。奖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土地,按土地多少纳税。

以法律形式废除了井田制。三是统一度量衡。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要求全

国统一施行。1 标准尺约合今0.23 公尺,1 标准升约合今0.2 公升。促进了

国内经济联系。四是制订秦律。参照李悝《法经》制订了秦国的法律,公布

于全国实行。五是烧诗书,禁游学。打击儒家复古思想,以便确立法家思想

的统治地位。

秦国变法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商鞅不仅在变法之前同保守派有过激烈辩

论,在行变法之初有过“南门徙木,取信于民”的表态,而且在变法过程中,

还遇到了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等人唆使太子犯法的故意破坏行为,结果

商鞅秉公执法,对此二人分别治以劓刑和黥刑,确保了新法的实施。

前338 年,秦孝公死,太子继位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欲反”,

商鞅被迫逃亡,最后在自己的封邑抵抗失败,被处以车裂而死。商鞅虽死,

② 《商君书·更法》。

③ 《史记·商君列传》。

① 一说41 县。

而“秦法未败”,变法已深入人心,“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②商鞅的

主张仍得以贯彻实行,并成为秦国巨变的重要原因。

4 威王新政

在西秦商鞅变法的同时,东方的齐国也正经历着齐威王的改革。前356

年,齐威王即位。在位9 年他沉湎酒色,而不问政事。后来在邹忌、淳于髡

等谋士的劝谏之下,立志革新,振兴齐国。其改革内容如下:

一是整顿吏治,制订对官吏的考核标准,用人“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

间”,要求依法“督奸吏”。二是广开言路,提倡进谏。下达“求谏令”,

宣布“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以致临淄王宫外,门庭若

市,争相进谏;一年后,百姓“虽欲言,无可进者”。①三是整军经武,把传

统的义务兵制和雇佣兵制相结合,放手起用田忌、匡章、孙膑大批良将。四

是发展生产,改进了国家授田制,采用份地长期使用制以调动生产积极性。

改革使齐国迅速强大,成为“最强于诸侯”的东方大国。

5 申不害相韩

在秦、齐变法前后,三晋中最弱小的韩国,在韩昭侯、申不害君臣为政

时期,进行了以“术”为特征的政治改革。前354 年,韩昭侯任申不害为相,

申不害开始了以“修术行道”为指导思想的改革,强调君子以权术驾御群臣。

具体措施有二:一是改组、整顿官吏队伍,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作了明

确规定,以此为标准衡量、选拔人才。二是对官吏加强考核、监督,实行“操

契以责其实”。

韩国改革最大的局限在于,以权术之变代替制度改革,所以尽管能使韩

国政治一度清明,但毕竟无法像其它国家的改革那样,迎来国富兵强的大发

展。

6 “胡服骑射”

赵国居北方,东与中山国相连,东北邻东胡;北方、西北与林胡、楼烦、

匈奴接壤。战国以来,赵在与边族“胡人”的战争中,屡遭失败,以致成为

各国中国势较弱的一个。

赵武灵王是赵国第六位国君,他奋发图强、立志变法,决心推行“胡服

骑射”的军事改革。当时中原各国战争,以车战为主,甲士身着宽袍大袖,

再披上笨重的铠甲,山地作战很是不便。而同赵接壤的胡人都善于骑马射箭,

衣服简便可体。但在赵武灵王提出实行“胡衣骑射”时,却遭到了公族中守

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中原“衣服有常”,是“礼之制也”,

向来是“蛮夷”学习的榜样;现在反而搞“胡服骑射”,这是“变古之教,

易古之道”。赵武灵王和他们反复辩论,指出:“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

所以信事也。”倍须“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于是自己带头“胡服骑

射”①。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二:

一是把原来宽袍大袖的服装,改为胡人那种短装紧身服饰,束皮带,穿

皮靴,以适合马上训练、作战。二是通过三种不同途径组建骑兵:其一是“招

② 《战国策·秦策》。

① 《战国策·齐策一》。

① 《战国策·赵策二》、《史记·赵世家》。

骑射”。②改变以往按地区和兵籍征召和编组士兵的办法,而在接近边胡地区,

招募有骑射基础的赵民当骑兵。其二是“建骑邑”③在赵国境内一些水草丰盛、

适于骑兵训练的地方,建设专门集训骑兵的军事基地。其三是“致胡兵”④。

即收编胡兵,招引、改编胡人的骑士以补充赵军。

“胡服骑射”改革是成功的。新骑兵部队组建后不久,就战败林胡、楼

烦,“辟地千里”⑤,还屡次攻陷并最终消灭了中山国。更重要的是,赵武灵

王通过军事改革,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这一举措,对中原国家军队的发展

影响极大。从此,各国逐步以步骑兵代替了车兵而成为军队主力。

7 乐毅改革

燕国地处北方,拥地数千里,自春秋以来因恪守旧制而毫无生气,故“凡

天下战国七,燕处弱焉”。①终于在前314 年因内乱而遭齐军的侵略、掠夺。

齐军撤出后,燕国燕昭王继位。这位新君立志雪耻,“未尝一日忘报齐也”②。

为此,他求贤若渴,“卑身厚币以招贤者”③。

大约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同时,燕昭王起用乐毅作亚卿,开始了

燕国的内政、军事改革。改革的措施主要有四:一是“明奉法,审官断”,④

制定法律,严厉法制,加强对官吏的审查与考核。二是确定“察能而授官”⑤

的用人原则,只将官爵、禄位授于有功、有能的人,以克服“亲亲”、“贵

贵”的用人传统。三是“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⑥,对于遵法守纪的

顺民,包括贫民和奴隶,都依制度给予奖励,以促使燕民自觉守法,安定社

会秩序。四是在军事上着重进行战法和纪律训练,以便提高燕军的军纪和战

斗力。

燕昭王用乐毅改革,28 年兢兢业业,使国家富强,民气高涨。终于在前

284 年,以乐毅为将军,率秦、三晋、燕五国之师伐齐,破临淄,以雪前仇。

② 《史记·赵世家》。

③ 《战国策·赵策二》。

④ 《史记·赵世家》。

⑤ 《战国策·赵策二》。

① 《史记·燕世家》。

② 《史记·乐毅列传》。

③ 《战国策·燕策一》。

④ 《韩非子·饰邪》。

⑤ 《战国策·燕策三》。

⑥ 《战国策·燕策二》。

三 列国政治制度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为适应战争、竞争的需要,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进

行了内政方面的变法改革,一场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的改革浪潮,推动着社

会各个方面的进步。而在政治制度方面,列国经改革而出现的最显著变化,

就在于从血缘宗法政治向地域官僚政治的变化和发展。

1 春秋时期宗法制的破坏

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力的衰落,使得盛行于西周的宗法分封制也在动摇、

破坏。其主要表现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以往由周天子分封建国的制度被破坏了。春秋时代的大诸侯,对

周王的政治经济的独立性都大为增强,他们不仅不听命于周王,而且可以公

开与周王交战。春秋时期一些大诸侯分封了一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脱

离本国而独立的国家,这些新封国家甚至威胁到公室的安全。

大诸侯擅自分封新国,这是对西周“诸侯不得专封诸侯”制度的破坏。

晋封曲沃就是一例。曲沃对晋来讲虽是小宗,但从它开始被分封直到它代晋

之前,事实上完全是个独立国家,而不是一般从属于诸侯的大夫的“家”。

所以后来它的势力才能迅速超过晋公室,最后取而代之,并迫使周王承认它

为诸侯。事实上正是曲沃代晋以及以后晋国公族被消灭,使得晋国的宗法分

封制解体较早。另外,分封异姓也是不符合西周宗法分封原则的,然而这种

情况在春秋也发生了。晋国把耿、魏二地分封给非公族的大夫赵夙和毕万,

致使赵氏、魏氏从此成为两个依属于晋国的小国国君。晋国在分封异姓以后,

宗法制度进一步削弱,并从春秋前期开始就逐渐设立了新型的县、郡制度。

其二,春秋晚期,宗法分封制已处瓦解之势,并大致呈现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表现为,一些受诸侯分封而形成的国家,由于经济、政治实力的

逐渐强大,最后篡夺了诸侯国的君位或分割了公室,这是宗法分封制度崩溃

的一种。如齐国异姓田氏以大夫之位受封得势以后,在前494 年田桓杀了齐

君,至战国前期田氏就代替了齐国。类似的情况在晋国则最终导致了“三家

分晋”。第二种情况发生在宗法势力较顽固的鲁、宋等中原国家。就是某些

大贵族当宗法势力受到动摇的时候,企图在不动摇宗法贵族根本统治地位的

前提下,实行改革。但是这种改革是无法挽救宗法制瓦解的。孔子企图帮助

鲁公或依靠季孙氏改革的失败就属于这类情况。第三种情况是,一些在西周

与他国同样受封的诸侯国,在春秋时期随着实力的逐渐削弱,而不得不依附

于大国,成为附庸国。例如郑国,在春秋初还是王之卿士,郑庄公几乎称霸

中原,但春秋中叶以后,晋楚争霸中原时,郑在大部分时间内变成了晋的附

属国。西周初年最重要封国之一的鲁国,此时也变成了晋国的附属国。

总之,春秋时期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宗法分封制破坏了。这种破坏

一方面表现为分封权力在周王、诸侯、卿大夫、陪臣等级间的不断下移,另

一方面则表现在同级诸侯、同级大夫之间所发生的依附臣属关系。到了战国

时期,由于各国变法和兼并战争对宗法贵族的打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分

封制就最终被以地域关系为特质的官僚制所代替。

2 战国时期官僚制的建立

战国时期,随着西周以来宗法政治的瓦解,一种新型的,以地域关系为

特质的,中央、地方两级划分的官僚政治体制形成了。这就是中央君主集权

制和地方郡县制。在这种新的政治制度中,国与国、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再是

以往的血缘宗法关系,而只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政治集团关系,上下级隶属关

系。

春秋时期各国的国君一般称公或侯,进入战国,随着割据称雄的加剧,

各国国君纷纷自称为王,并进而带来政体的变化。这不仅反映了各诸侯国独

立主权的形成,而且反映了君主集权体制的形成。国王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代

表,总揽国家的统治权。

国王之下是丞相,称相、相国、令尹。相的意思是辅助;丞的意思,通

承,即承上峰旨意办理事务。丞相是最高级的幕僚,是协助国王承办全国行

政的最高级官职。丞相由国王任免,不世袭也不享受封邑。地位仅次于丞相,

但掌握最高军政大权的长官是将军。将军也由国王任免和调遣。丞相与将军,

一文一武最高职能的分设和专业化,是对宗法制中卿大夫文武一身二任的否

定,是官僚制度的特点,是战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政治制度的大改

革。

战国时期各国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虽情况不一,但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

的特点:其一,废除了政府官员职位的世袭制,实行了任免制。任免制采取

论功行赏,克服了世袭制“任人唯亲”,不问德才的弊端。其二,部门权力

分工加细,职掌划分明确。以文武分职代替了以往文武官职不分的旧制;且

根据需要建立了许多新的职能部门,如尉官、御史、尚书、郎中、少府等。

其三,以王权为核心,各职能部门直接隶属于国王,各职分司,互不统属。

战国时期地方郡县制的确立来自于春秋的县郡制,是战国兼并战争发展

的结果。此制使郡上升为地方最高一级政权,并确立了郡辖县,县为基层政

权的体系。郡的性质原来是特设行政区,它或是与县同级的单位,或是军事

区划,或是边地行政单位,现在成为普遍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对于促进统

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意义重大。

郡的行政长官是郡守,掌管一郡军政;副职是郡尉,专司军事。县政府

基本职能是管理兵、刑、钱、农四事。县长官称县令,副职是县丞。郡守、

县令均由国王任免。县以下的地方基层组织是乡、里、什伍。郡、县、乡、

里、什伍的地方行政区划和组织建制,开创了我国地方行政系统的先例。

随着官僚政治的出现,各国还建立、健全了一套选任、考核制度。为了

适应官僚制的需要,至战国中期,各国已建立了俸禄制。君主对官僚按职位

高低,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月俸”,也有“年俸”,均由国家

税收中支出。俸禄制否定了世卿世禄制,保证了官僚制的稳定。上计制是国

家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承诺、担负、履行赋税义务的制度,也是中央政府用

来对地方政府实行财政监督、行政得失的政绩考课制度。此制规定:地方长

官每年要把所辖地区的户口、垦田、赋税等预算数字分别写在两片木卷上,

一片交给君主,一片留给自己。年终,官吏必须去见君主汇报任务完成情况,

君主根据木卷进行考核,并按考核结果给予赏罚或升级降职。战国各国还普

遍建立了玺符制度。国王任命官吏时,发给玺作为凭证,免职时将玺收回,

称为“夺玺”。调兵要有虎符,虎符是以铜铸虎形,分左右两半,有子母口

扣合。国王掌握右符,将领掌握左符;将领得不到国王的右符不得发兵。玺

符制使国王有效地控制了国家的行政、军事权力。

第四节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一 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间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变化突出表现在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方

面。从考古学上看,这是由青铜器进入铁器的时代。铁农具的使用促成牛耕

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带来冶金业和其它手工业的进步。

1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

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上,铁农具的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了铁农具,

才能进行深耕,使过去不能开垦的土地得以垦殖。铁农具的使用又和耕牛的

使用相互关连,耕牛使铁农具的深耕效能得以更好发挥。

铁字始见于西周末年的文献。《诗·秦风·驷驖》是秦襄公时的诗,其

中“驷驖孔阜”句中驖即铁字。把黑马形容为铁色,想必铁在西周或春秋初

已是秦国的常见之物。《国语·齐语六》载,管仲曾向齐桓公建议:“美金

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试诸壤土。”一般认为美金是铜,

恶金是铁。铁已用于制造鉏、夷、斤、??等农具。《管子》书中也有铁工具

的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

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

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①女工、农夫、工匠所用的工具,都

是铁制的。这些铁制工具已成为完成任何工作的必需品。

据《左传》记载,春秋晚期已出现铸铁。前513 年,“晋赵鞅、荀寅帅

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能铸刑鼎

说明冶铁技术的发达,人类使用铁,最初阶段是块铁,然后才有铸铁。因为

铸铁必须解决加高温冶炼的技术。以铁为赋向民间征收,也说明民间铁器很

多。

战国时期,铁矿已很多。《管子·地数篇》和《山海经·中山经》都记

载天下“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铁矿开采得多,铁的产量自然就多,至

战国中期孟子时代铁农具的使用已很普遍了。孟子与许行的农家学派辩论

时,曾发问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②可见以铁农具耕作在当时已

像以釜甑爨一样普遍了。

牛耕与铁农具可能是同时出现的。据说甲骨文中已有“犂”字,但可以

肯定的是:西周时期的主要农具是耒耜而不是犂。西周的耕作方式是耦耕,

即二人两足同踏一耒耜协力翻土耕作。春秋时虽仍保留着这种落后的耕作方

式,但已有了犁耕,犁是从耜演变而来,并改为铁制。据《国语·晋语》记

载,祭祀宗宙的牺牲可以用作“畎亩之勤”。孔子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耕

字伯牛,把牛和耕连在一起,说明牛耕是春秋后期社会上引人注意的事情。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是农业生产力的一个飞跃,这个飞跃时期就在春秋

战国之际。

2 水利灌溉和施肥

① 《管子·海王篇》。

② 《孟子·滕文公上》。

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是有密切关系的。周代施行井田的同时,建有一套

用于灌溉、排水的沟洫制度。春秋时期,大国在兼并战争中,疆域扩大,为

了便利交通,提高灌溉水平,大国纷纷开凿运河。运河所经过的地区,“往

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①可见当时水利灌溉之

盛。

战国时期有三大著名的水利工程,即魏国引漳溉邺,李冰开离碓溉成都

平原,和秦国开凿郑国渠以溉关中。

据《水经·浊漳水注》载,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水以溉邺,至

魏襄王时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溉邺。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县境,漳水南岸。

西门豹、史起引水灌溉之前,这一带的土壤并不肥沃。经两次引水灌溉之后,

这一带咸成沃壤”②。邺从战国起能成为后代北方一重要城镇,与水利灌溉是

有很大关系的。

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离碓,引郫江、流江二水灌溉成都平原。离碓

在今四川灌县。四川自古号称天府之国,这也是和成都平原的水利灌溉分不

开的。

郑国渠在关中。战国末秦王政时,韩国苦于秦的侵扰,派水工郑国至秦

劝其开凿水渠,以便消耗秦国国力,钳制其对外侵略。工程进展到一半时阴

谋败露,秦王欲杀郑国。郑国说,开渠是个阴谋,这阴谋虽使韩国苟延几年,

却给秦国开万世基业。秦王认为他的话有理,便让他继续开渠。郑国渠是一

条引泾水东流入洛河的运河,即从现今的陕西礼县东北谷口起,引泾水往东

至今三原县北汇合浊水及石川河道,再引向东经过富平、蒲城而后导入洛水。

干渠全长达300 里左右。灌溉面积约合今120 多万亩。郑国渠的兴建,不仅

使关中地区战胜了干旱,而且改良了土壤。从而使关中地区成为“无荒年”

的“沃野”之地,亩产粟可达一钟(六斛四斗),这在当时是极高的产量。

为秦最后统一六国,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春秋战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方面是施肥的推广。

春秋战国的文献里,常有“粪”和“粪土”的记载。孔子见学生宰予白

天睡觉,骂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①孟子也说过“百亩

之粪”。②人们最初懂得施肥,除与人粪畜粪有关外,使用草肥或草灰肥亦较

早。开始人们从休耕中渐渐知道草地经过翻耕、水淹、腐化,可以起到肥田

的作用。《周礼·秋官司寇·薙氏》条:“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

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所谓

“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即以水淹草或以火烧草,使其腐败变作肥料。

《吕氏春秋·季夏纪》载:“是月也,土润溽署,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

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周礼》、《吕氏春秋》

都成书于战国,所记水化和火化野草肥田的情况,应该符合战国时的情况。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用不同肥料针对不同土壤,也积累了经验。《周

礼·地官司徒·草人》条说:“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

种,騂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驖泽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植、

① 《史记·河渠书》。

② 《水经·浊漳水注》。

① 《论语·公冶长篇》。

② 《孟子·万章上》。

垆用豕,疆■用贲,轻爨用犬。”騂刚、赤缇、潟泽、鹹潟、疆■、轻爨等

是指不同色性的土,不同色性的土,就要用不同的肥料。对土壤、肥料有如

此细致区分,可见当时施肥技术的普遍性。

3 冶金、盐业、纺织、漆器业

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生产部门已经比较繁复,分工也开始细密。据成

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考工记》记载,当时手工业不仅有木工、金属工、皮

革工、上色、刮磨、陶工等工种,而且各工种内又分若干部,如“攻木之工”

分为七部,“攻金之工”分为六部,“攻皮之工”分为五部,“抟埴之工”

分为二部。每部都有特定的名称和范围。如“攻木之工”的七部是:“轮、

舆、弓、庐、匠、车、梓”,其中“轮”即“轮人”,主造车轮和车盖;“舆”,

管造车舆的架座之类。可见,分工既细密又明确。

不论在文献记载,还是在考古发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春秋战国各种手

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从采矿冶炼等大型手工业生产到与人民日常生活必需

品,如煮盐、纺织、日用竹木漆器等等,都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

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已注意到了总结勘探、采掘矿藏的方法,并对全国

各地的铜、锡、铁等主要矿产地,有过约略的估计。在现今湖北大冶县的铜

绿山,发掘有一处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铜矿采掘和冶炼遗址。从发现的竖井、

斜井、平巷、斜巷看,当时已具有很高水平的采矿方法。遗址的矿井已掘至

地下50 多米深的地方,而且初步解决了井下的通风、排水、提升、照明等复

杂技术问题。已发现的采掘工具有铜斧、铜锄、木锤、筐篓、木铲等等,属

于战国中后期的工具有铁斧、铁锤、铁耙、铁锄等。

春秋战国时代青铜业仍有进步发展。当时人对青铜的取材、配料、冶铸

的火候都有精密的分析记录,对不同用途青铜器成分中铜与锡的比例掌握得

十分科学。甚至对冶炼过程中不同火候的辨认标准也有着明确的记载。

春秋战国之间,人们已发明可锻铸铁。可锻铸铁又称展性铸铁,是把硬

度强而易碎断的生铁入火烧至一定程度,让它氧化脱碳之后,就变得比较易

于延展而可以锻打不碎了。欧洲出现可锻铸铁是18 世纪。我国的铁器冶铸走

着一条和外国不同的独立发展道路。按照一般冶铁的发展,是先炼得熟铁,

即通常讲的块炼铁,它不像炼生铁那样要求的温度高,出炉时是呈海绵状的

铁块。生铁则需较高炉温,铁是熔成液态,可以进行铸造的。国外生铁的冶

炼约始于14 世纪,而我国在战国时期就不仅可以冶炼生铁,而且还可以对其

进行脱炭柔化处理,制成可锻铸铁。

盐业生产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发达,并且分为海盐、池盐和井盐。海盐

多产于东部沿海地区,池盐多产于西北地区,井盐生产则至迟在李冰作蜀郡

太守时已出现于四川。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贩运食盐的商贾,把盐从产地

运销到不产盐的地方。

我国的纺织业历史悠久,西周春秋时关于丝麻纺织已见于文字记载,战

国时的许多纺织品屡有出土。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一些盛产纺织品的地区。

齐鲁之地在历史上称为“冠带衣履天下”,就是说各国人身上穿的都有齐鲁

出产的纺织品。因为这里产品质地水平高,才有“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的

说法。这一时期的纺织原料虽然仍是传统的丝麻纤维,但是由于印染业的发

展,花色品种比以前丰富多了。

铁工具的使用极大促进了竹、木、漆器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战国时期考

古出土的竹席、竹笥、木案、木箱、木棺椁等比起春秋时又更加精致美观了。

漆器生产历史悠久,亦我国一大发明。从殷商到春秋战国都有实物出土。由

实物研究得知,战国时油漆工艺的一项重大改进即采用桐油作稀释剂,此工

艺一直流传至现代。在漆器胎质方面的创新表现为,除一般的木质施漆外,

又有薄木加裱麻布,或是皮的、夹紵的。

除上述手工业情况之外,这一时期在玉石雕刻,金银骨器的加工制造,

以及酿酒等方面,也都有着相当大的发展。

4 私人手工业

春秋战国之间,手工业生产的一大改变在于,私人手工业的出现。西周

春秋时代,我国的主要手工业生产都由官家经营,称为“工商食官”。当时

的官府手工业,设专人管理,称为“工正”。工正管理着许多手工业作坊,

如铜器作坊、骨器作坊、玉石器作坊、兵器作坊等等。约在春秋战国之际,

从旧的官营手工业中分化出了各种私人手工业。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期有一些很有名的私营手工业主。

如在赵国邯郸以冶铁成业的郭纵,和以煮盐起家的猗顿。还有秦国女手工业

主寡妇清,她是继承家业以开采丹砂成为巨富的。另如蜀卓氏、宛孔氏的先

人他们都是战国时的私人冶铁手工业主。

除大型私人手工业者外,至战国时社会上已存在大批个体小手工业者和

普通农户家庭手工业生产者。当时一般人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不少都是

那些小手工业者生产的。这些人脱离了农业生产,而以自己的手工业产品换

取粮食。孟子讲的“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①的情况,反映了这种

交易。这些个体小手工业者为数不少,或在都市开店摆摊,边生产边出售;

或在农村走乡串户。他们有的打制工具,有的造车,有的生产炊具,有的盖

房,有的做棺椁。此外,由于战国统治者提倡耕织,且在征谷物赋税之外,

开征布帛,从而促进了家庭手工业,诸如纺织、编制竹器、草鞋的发展。

① 《孟子·滕文公上》。

二 城市交换经济的繁荣

在农业和手工业两大部门发展的同时,春秋战国时期地区间的交换经济

繁荣发展。商业交换活动明显发展,商人活跃,货币的流通量骤然增加,水

陆交通空前发达,新的城市不断产生,市场的发展使城市有了经济意义。

1 商业交换与商人的活跃

交换经济最初产生于氏族部落间的以物易物形式,在我国历史上形成极

早。但是,春秋以前的商业交换活动,基本上还是那些远距离各地土特产和

装饰品的交换,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有限。商业交换活动的显著发展,是

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的。

山东半岛是古代商业交换活动出现较早的地区。早在西周初年,这地区

就因鱼盐之利和纺织业的活跃,以致“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①春秋时这

里更为桓公称霸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郑、卫中原地区,也是较早出现商业交换活动的。郑国在西周时期郑桓

公受封时所带领的商族人中就有经商活动了。这一部分商族人至春秋后期子

产时还在经商。所以子产曾对他们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以

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也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

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

以至于今。”②《左传》中记载了两个郑国大商人的事迹。一个叫弦高,前

627 年春他去京都洛邑贩牛,行至滑(今河南偃师县),遇上前来偷袭郑国

的秦军。此时他知回去报告已来不及,就谎称自己是郑国派来的使者,给秦

军献上4 张皮革和12 头牛。秦将孟明见“郑有备矣”,偷郑不成,于是就把

滑国灭掉,班师回国了。另一个是到楚国作生意的郑国商人,他在楚经商时

曾想营救被楚人俘去的晋国大贵族荀??。这两个郑国商人的活动范围很广。

弦高是从郑到周,另一商人到楚。他们在政治上地位不低,弦高能冒充郑国

的代表去犒秦师,另一个商人能参与援救荀??,说明他们政治活动能力很强。

也说明郑国地区商业交换的活跃。

邻近郑国的卫国,也是个商业交换活跃地区。卫国在春秋早期曾一度被

狄人所灭。后来在齐的援助下,得以复国。卫文侯迁往楚丘,采用“务材训

农,通商惠工”政策,①很快复兴,足见工商在卫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晋国是戎狄地区与中原相互贸易的中介地区,商业经济地位重要。这一

经济条件是晋国称霸春秋战国的直接因素。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晋、秦、楚、

齐等边地国家的强盛,与它们边贸经济的发展,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春秋时期,诸侯国家“遏籴”、“壅利”的政策已造成各国间经济交往

的障碍。前651 年,齐桓公在葵丘与鲁、宋、卫、郑、许、曹各国诸侯会盟。

盟约中有一条规定:“毋遏籴”②。前562 年,鲁、晋、宋、卫、曹、齐、莒、

邾、滕、薛、杞、小邾、郑在亳订立的盟约中规定:“毋壅利”③。两次参加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左传》昭公十六年。

① 《左传》闵公二年。

② 《孟子·告子下》。

③ 《左传》襄公十一年。

会盟的国家,多在中原地区,盟约的规定反映了这一地区经济生活的要求。

主要是要求不以国界限制人们生活中所需物资的流通。

春秋战国的商业交换活动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远距离的货物运输,一

类是某个区域内货物的聚散。前者是所谓的“行商”,后者是所谓的“坐贾”。

远距离各国的交换物主要是各国的土特产。如春秋时楚国使臣声子自晋还楚

对楚令尹子木说:“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④楚国的

特产木材、皮革,经运输交换至晋国变成商品。春秋末越国大臣范蠡退隐后

在陶经商,变名易姓为朱公,他认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

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①范蠡是个坐贾,囤积居奇,

看机会买进卖出以谋大利。

2 货币流通与城市发展

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周时已用贝作货币,贝在甲骨文中也常见,可能

贝在殷商已具有了货币职能。但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我国最早的铸币还没

有早于春秋早期的,出土的大量金属货币是战国时期的。可见,春秋战国之

际是金属货币骤然增加的时期。这与当时交换经济的发达是相一致的。

春秋战国流通的货币种类有刀、布、钱和爰金。刀币流通地区以齐国为

主。随着齐国经济的繁荣,刀币的流通扩大到了赵、燕并远及辽东和朝鲜北

部。布贝的流通是在黄河中游地区,包括卫、郑、晋、宋等诸侯国。《诗·卫

风·氓》的诗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中,所抱的布不是布匹的布,而是

货币的布。圜钱比较后起,它的流通地区即刀、布流通的地区。爰金是楚国

的货币,流通于楚国的长江、淮河流域。

水陆交通是交换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春秋以前,诸侯国家多是些城邦

小国,以城邑为中心加上周围的郊野就构成一个国家,国与国之间是荒野,

而以道路连接。西周时期已注重对道路的修整和沿途馆舍的设置。进入春秋,

各国间争伐、会盟频繁,更加注意路政。周定王时单襄公奉使自宋至楚,路

过陈国,见陈国道路不修,馆舍不整,就断定陈要亡国。鲁襄公时郑子产到

晋国,曾称赞晋文公为盟主“司空以时平易道路”。②战国时期的道路交通发

展很快。魏、赵、齐三国之间有一条交错的大道称为“午道”。从成皋(今

河南荥阳县西北)沿黄河到函谷关则有一条“成皋之路”。在上党(山西东

南部)和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及河北、山东三省之间毗连地)之间,有“太

行之路”。甚至在闭塞的汉中和巴蜀之间,也架起了“栈道千里”。

水路交通在古代比陆路更重要。除江、淮、河、济四大水系外,在今河

南、山东、安徽、江苏北部又有汝水、颍水、菏水、泗水。为提高水运能力,

春秋时开始兴修运河,济水与泗水之间开凿了黄沟。著名的鸿沟西起荥阳,

东经大梁,转东南入淮水,贯通宋、郑、蔡、曹、卫诸国,而与济、汝、淮、

泗会合,形成一个大面积的水上交通网。春秋末吴国开凿了邗沟,通江淮,

经鸿沟,北会济、汝、泗水而达黄河,扩大了以鸿沟为主的水上交通网。

商品交换促进交通运输,便利的交通又推动了交换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城

市兴起、繁荣。

④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直到春秋初年,城邑的规模仍不很大,遵守着西周以来的等级限制。但

是随着争霸攻伐日益加剧,各国逐渐打破等级制度,竞相建筑城邑。鲁是小

国,仅春秋时就筑城19 座之多。过去国与国之间荒凉的隙地,原约定互不占

用,也开始出现了新兴的城邑,如宋、郑之间的弥作、顷丘、玉畅、嵒、戈、

锡等。还有一些位于交通要道的城邑,更因军旅频繁,商旅不断而繁荣起来。

如定陶处齐、宋、鲁、卫之交,居“午道”之上,是四方交通枢纽,“货物

所交易”的地方。不过,春秋时的城市仍处于兴起阶段,规模不大,农业人

口较多。只是战国时期,原来作为政治军事据点的城市中商业成分才迅速加

大,有些城市甚至成为工商都会。

齐都临淄经春秋以来200 多年经营,至战国据苏秦描述,其繁荣景象已

是街道“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

高而扬”。①尽管描述有所夸张,但临淄工商活跃,人口较多,确是事实。赵

都邯郸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通道,也是冶铁中心。战国初年,“邯郸之仓

库实”,①已是一重要都会。燕下都(今河北易县)是战国中期兴起的城市,

从考古发掘得知其分内外城,内城的西侧是专门的手工业区,分布有冶铁、

铸铜、烧陶等作坊。是联系中原通向北方的重要工商城市。楚郢都(今湖北

江陵纪南城)是南方一繁华都会,战国时期它已被描述为“车挂毂,民摩肩,

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②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邑,逐渐有了市。市

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易场所。在每个较大的城市里,都设有市。市区

四周有“市门”出入,市有“市吏”管理,并征收市税,市中经商者都有“市

籍”。县、邑的大都也设置了市,韩上党地区,其中17 邑有市,魏国有市的

县30 余个。这些市都沟通着城乡、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市的兴起和发展,使

得城邑的性质,除政治性之外开始具有了经济意义。

① 《战国策·齐策》。

① 《资治通鉴》周威烈王十三年。

② 《战国策·楚策》。

三 土地所有制的变化

西周春秋土地所有形式,主要是王和诸侯所有的世袭贵族土地所有制。

这是氏族土地公有制破坏后,土地所有制的第一次大变化。春秋战国之际,

土地所有制又一次出现变化,即贵族土地所有制扩大到新兴军功贵族所有,

货币持有者所有和农民所有。

1 井田制的破坏

铁农具与牛耕的使用直接破坏着井田制。因为先进农具的使用提高了农

业生产效率,公社农民得以开辟更多“私田”,而不肯“尽力于公田”。③

春秋时各诸侯国“公田”荒芜现象十分普遍,鲁国“公田不治”,①陈国“田

在草间,功成而不收”。②农民对“私田”耕作有极大的兴趣,因为“私田”

最初不必交税,而且可以买卖、交换、抵押。诸侯、贵族和周天子争夺“公

田”的斗争也屡屡发生,有些“公田”被变成“私田”,井田制普遍遭到破

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公社农民的剥削,仅用助耕公田的方式已远远不

够了,因而许多诸侯国开始改革赋税制度。齐国经济较发达,土地制度也较

早发生着变化。前685 年管仲采取的“相地而衰征”法,无论公、私田按土

地好坏一律征收贡税,打破了井田制中“公田”和“私田”的界限。

前645 年,晋国“作爰田”,接着“作州兵”。爰田即辕田、■田,爰、

辕、■都是交换的意思。具体规定:“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

再易之地家三百亩”,这就废除了西周以来对私田定期分配的那种“三年一

换土易居”的制度,而改为“自爰其处”。这样,土地的使用权固定了,土

地私人占有变为了私人所有。接着“作州兵”,2500 家为一“州”,规定每

州出兵若干,按“州”服兵役,州是远郊,即“野”的行政区划,过去“野

人”不当兵,现在“野人”也服兵役,增加了兵源。

前594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也是不论公田、私田,

一律按田亩收税,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前592 年,鲁国又“作丘甲”,16

井为丘,按丘出军赋,增加了国人的军赋负担。前483 年鲁季康子“用田赋”,

进一步增加赋税,按田亩缴纳赋税。

前548 年,楚国“??掩书土田”,即把土田分为九等,最上等是“井衍

沃”,然后按土地面积、质量“量入修赋”,增加了军赋收入。

前543 年,郑子产实行“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的改革,把井田上的居

民按什伍制编制,以便于“履亩而税”。既而于前538 年郑子产“作丘赋”,

与鲁“作丘甲”意义相同。

秦国改革最晚,直至战国的前408 年才实行类似鲁“初税亩”的“初租

禾”。比东方国家迟了一个多世纪。

实行这些赋税改革,各国统治者虽然在主观上都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

但是在客观上促使了井田制的瓦解和新型土地所有制的生长。

2 新型土地所有制的出现

③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① 《汉书·食货志》。

② 《国语·周语》。

春秋及战国初年,井田制的破坏使农民对自耕份地的占有关系加强,出

现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贵族阶级的分化,也使一部分贵族下降为自耕农。

战国初期之后,军功贵族通过赐予和买卖取得土地;同时,商人、货币持有

人也通过买卖取得土地,他们和军功贵族一起成为新兴大土地所有者。

经过春秋时期的变化,战国初期土地所有制已出现新面貌。

战国初,魏是第一经济强国。魏文侯用李悝尽地力之教,发展生产,改

革地制。使农民进一步摆脱了井田制的束缚。以家为单位,“一家挟五口,

治田百亩”的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成为社会经济一大显著特征。

商鞅变法在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是:有军功才能占有土地,依军功大小

占有土地和臣妾。即使是国君的宗室,没有军功也不能作贵族,这就打击了

旧贵族。军功贵族土地所有制代替了以往的世袭贵族土地所有制。商鞅废井

田,明令土地可以买卖,打破了世袭贵族土地所有制时期“田里不鬻”①的老

例。农民解脱了氏族土地所有制残余的影响,成为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农

民的土地所有权确定了,也就使军功贵族、商人和货币持有者通过买卖取得

土地成为了可能。商鞅变法进一步推动了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的扩大。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活跃主要在商业、手工业和高利贷等方面。他们

所追求的是积累货币财富。在他们把货币投资工、商、高利贷的同时,也开

始了土地投资。商人趁井田制瓦解之机,采取了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办法,

以资金购买土地,所谓“贾田,任近效之地”,①就是商人占有的土地。在土

地投资方面,持有货币的贵族、官吏更加活跃。如赵将赵括把赵王“所赐金

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②当时情况正如东汉仲长统所认

识到的那样:“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③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是军功贵族、商人、货币持有人通过买卖取得土地的

所有制代替以往旧贵族世袭土地所有制的时期。

① 《礼记·王制》。

① 《周礼·司徒》。

②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③ 《后汉书·仲长统列传》。

第五节 文化史的黄金时期

一 “士”的兴起与学术发展

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政治分裂为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士的兴起创

造了条件。士人从贵族跌落为庶民,反而得到了思想意识自由发展的广大空

间,他们以办“私学”的形式纷纷创立学派,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大发展。

1 士阶层的兴起

在西周宗法分封制中,士是最下层贵族。士隶属于上一级贵族,行为不

自由;经济上可以不劳而“食田”;文化上“士竞于教”,享有受教育的权

利,他们身通“六艺”,怀有文韬武略。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

既有武士又有文士。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变革,作为政治结构的宗法制逐渐瓦解,首当其

冲的贵族成员显然是处于贵族最低层的“士”,而其中社会地位最为动摇的

又是文士。因为当时社会政治动荡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所谓“礼崩乐坏”,“礼

崩乐坏”的直接受害者则必然是那些蚁附于礼乐制度的文士。他们当中的许

多成员在这次历史大动荡中跌入庶民的世界,在失去封土、爵位、职官的窘

况下,他们虽不如平民胼手胝足可维持生计,但是可以把出卖智力作为新的

谋生手段。于是,这些原本在宫廷中专掌典册、身通六艺之士纷然出走,流

落民间;他们所掌握的文化也被传播、普及,把原来集中于周王室和宋、鲁

的文化逐渐扩散。在他们的教育之中,庶民中又产生出新一代文士,与他们

一同构成了一个新的士阶层,他们即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

2 学术文化的新时代

西周时代,文化教育为贵族所垄断。无论中央国学还是地方乡学,均由

官府开设,而且学校就设在官府中,教育的特点也是“政教合一”,因而叫

作“学在官府”,亦称“官学”。

春秋时代,官学瓦解,文士从士贵族中分离而游散于民间。官学的衰落,

学术文化的下移,使民间逐渐兴起私人教育,出现“私学”。孔子办私学,

在他的学生面前既不是贵族,也不是教官,确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了。春秋

战国时期在私学中,著名的教师几乎都是思想家,他们不拘泥于传统,根据

自己的学识、意愿自由安排教育的内容、方式,自由发表对各种自然和社会

现象的不同观点,从而形成了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各种学

派。各学派为了探索客观世界的奥妙,相互竞争,自由论战,以空前的规模

和速度,把人们的认识推向新的高度,终于迎来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灿烂

文化局面。

二 思想领域的诸子百家思潮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的没落和私学的兴起推动了“诸子蜂起”、“百家

争鸣”的思想大解放。所谓诸子百家之中,最重要的学派有道家、儒家、墨

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和杂家。他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广泛思

潮。

1 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生活于春秋末年,有的学者考证他大约生于前571 年,他是道家学

派的创始人,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关于老子的生平,文献记载很少。我们只知道老子即老聃,是春秋末年

周朝掌管文献典籍的史官,著书上下两篇,共5000 余字,即流传至今的《老

子》,也叫《道德径》。老子与孔子是同时期人,但年长于孔子,古籍记载

有孔子向老子请教周礼一事。

在仅有5000 余字的《老子》中,阐述了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自然

观上,老子以“道”为世界的本原,而以“德”为事物的特性,认为道产生

天地万物,并决定着万物的存在发展及其具体特征。在认识论上,老子首倡

直觉主义的认识方法,反对一般的感官活动或思维作用,认为“其出弥远,

其知弥少”,主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①认为关门闭户,静

观体验便可直接认识世界的根本原理。这是对直觉认识作用的夸大,有神秘

主义色彩。老子对中国古代哲学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他以“反者道之动”的论点肯定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转化,提出了如何利

用矛盾转化的理论,他的学说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政治方面,老子反对统治者的苛暴,主张以“无为”治国,提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①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②指出“民之饥,

以其上食税之多”。③老子还揭露了统治制度的道德虚伪性和欺骗性,指出“夫

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④老子推崇保守落后的“小国寡民”社会理想,

向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主张“使民复结绳

而用之”。⑤这种社会政治思想代表了小生产者的立场观点,既有反抗强权统

治的进步性,又有狭隘守旧的落后性。

2 孔子的生平和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前551 年,卒于前479 年,春秋末鲁国陬邑

昌平乡阙里(今山东曲阜县东南)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

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的远祖是商代贵族的后裔,祖上原是宋国的贵族,先辈孔父嘉和华

氏成为政敌,曾祖孔防叔为了躲避华氏的迫害逃亡到鲁国。孔子出世时,他

① 《老子》第四十七章。

① 《老子》第七十四、七十七、七十五、三十八、八十章。

② 《老子》第七十四、七十七、七十五、三十八、八十章。

③ 《老子》第七十四、七十七、七十五、三十八、八十章。

④ 《老子》第七十四、七十七、七十五、三十八、八十章。

⑤ 《老子》第七十四、七十七、七十五、三十八、八十章。

的家族已经破落贫贱了。正因为如此,他与下层社会接触较多,知识面较广,

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⑥又说:“博学而无所成名。”⑦据

说他自幼喜欢传统的礼仪制度,常与小朋友演习典礼仪式。他十五岁时就立

下了学习的志向,决心学习关于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然而为了谋生他曾作

过鲁国执政季氏家的“委吏”,管理帐目。又作过公家的牲畜管理员“乘田”,

工作很负责。

三十几岁时,孔子开始以讲学为业,他是最早创立私学的人之一,是第

一个大规模招收弟子的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招收学生不考虑其社

会地位,他的学生中既有贵族子弟,又有许多贫贱之士。传说他一共收过3000

弟子,其中成就突出的就有72 人,如子路(仲由)、子贡(端木赐)、子渊

(颜回)、子游(言偃)、子夏(卜商)都是佼佼者。孔子曾整理上古的文

化典籍,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教

授弟子。孔子的教育重视德行的培养,性情的陶冶,鼓励学生闻道济世。他

经常与学生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在几十年的政治、教学实践中,孔子及其弟

子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儒家学派,揭开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序幕。

孔子是很重视参与政治活动,以便实现自己强烈的政治抱负的。然而直

到50 岁,他才担任了鲁国的中都宰,很快又被提升为司空、司寇。最后当他

认清贵族统治者是不允许他彻底实施自己主张时,就率弟子离开鲁国,开始

周游列国,14 年游说72 个执政者,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终不见用。晚年

回到鲁国后以全力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直到病亡。

孔子治学,讲求“述而不作”,在解释“六艺”过程中阐述自己的思想。

他搜集了鲁、周、宋、杞等国的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

《乐》、《春秋》等六种书。汉代把这六书称为“《六经》”,而把孔子和

其它诸儒解释经义的文字叫做传。有关孔子的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论语》

中,《论语》是弟子对孔子言行的一本记录。《春秋左传》中也记载了孔子

的一些言行。在孔子思想中关于“礼”、“仁”、“中庸”的阐述是主要内

容。他自青年时代就推崇周礼,30 岁以后曾到处考察三代礼制,最后得出结

论:只有继承并发展了夏礼、殷礼的周礼最丰富多彩,应当发扬,故曰:“周

监于二代,郁郁乎文载!吾从周。”①。为此他提出了“克己复礼”的思想。

仁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涵义,孔子自己解释为“爱人”,曰:

“仁者爱人。”②他把“仁”作为人际关系的崇高伦理准则,并要求人们努力

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③孔子还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适当的标准,

即“中”,既不过分也非不够。而善于运用“中”这一标准的作法,就叫做

“中庸”。所以“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出的所谓不偏不倚的辩证思维方法。

不过,这一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往往有两种可能:在事物相对稳定发展时,“中

庸”有利于事物的平衡发展;在事物发展的剧烈变革时期,“中庸”会阻碍

事物的发展。

孔子思想能在后代久远流传,并在一定程度上缔造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心

⑥ 《论语·子罕》。

⑦ 《论语·子罕》。

① 《论语·八佾》。

② 《论语·颜渊》。

③ 《论语·颜渊》。

理,是值得研究的。

3 墨子和墨家

墨子,名翟,约生于前468 年,卒于前376 年,生活于孔子之后,孟子

前的春秋末战国初。他曾是造车的工匠,自称“贱人”,先后向史官的后代

和儒家求教学习,庄子称他“好学而博”。①墨子创立了一个与当时儒家名气

相近的墨家学派,这个学派在整个战国时代十分活跃。墨子开创的思想体系

有十大内容:“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

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其中“兼爱”是墨子学

说的核心,其它许多观点都是围绕“兼爱”展开的。“兼爱”就是爱一切人,

视人如己,所谓:“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②是一种不别亲疏,不分远近的

普遍之爱,称之为“爱无差等”。③

墨家与其它诸子学派有一个很大不同点,就是在逻辑学、数学和其它自

然科学方面很有建树。如他们较早提出了有关逻辑学的“名辩”思想。认为

“名”可分为三类:“名,达、类、私”。④“辩”,则是通过争论来辨别是

非的方法:“辩,争彼也。辩胜,当也。”⑤可惜的是墨家学派在秦统一以后

就中绝了,成为学术史的一大损失。

4 儒家的孟子和荀子

孟子、荀子都是孔子儒家学说的继承人,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将此

二人合传。但又因二人师承各异,思想分歧也很大。

孟子名轲,约生活于战国中期的前385 至前304 年,邹国(今山东省邹

县)人。孟子本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后因家道衰微,自鲁迁到邹。从

“孟母择邻教子”的传说看,孟子幼年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孟子景仰孔子,

学习孔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①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终于成

为儒家第二个最重要的理论家。

孟子很有政治抱负,先后游历宋、滕、魏(梁)、齐诸国20 年,希望以

其“仁政”学说辅佐大国之君。然而各国忙于攻伐之时,尽管国君都很尊重

孟子,但终无人采纳他的主张。晚年的孟子只好回故里从事教育,著书立说。

孟子思想对于儒家学说的最大发展在于,开始探讨人性问题,并提出了

“性善”论的主张。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具有道德意识,也

就是仁义之心,叫做“不忍人之心”②因为这种道德属性是“善”的,所以人

性是善的。因此他肯定:“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

有不下。”③另外,孟子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的政治忠

① 《庄子·天下篇》。

② 《墨子·兼爱中》。

③ 《孟子·滕文公上》引墨者语。

④ 《墨子·经上》。

⑤ 《墨子·经上》。

① 《孟子·公孙丑上》。

② 《孟子·公孙丑上》。

③ 《孟子·告子上》。

④ 《孟子·尽心下》。

想,和“制民之产”⑤的经济思想,以及“舍生而取义”⑥的价值观念。他所

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⑦观念更是后代多少志士仁

人所遵循的道德标准。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约生活于战国后期的前313 年至前238

年。赵国郇(今山西猗氏县)人。15 岁便游于齐国的稷下。后来游历楚、赵、

秦等国,又回到齐,在稷下学宫三任“祭酒”。晚年出仕于楚国,为兰陵令。

前238 年春申君黄歇死,荀卿也罢了官,家居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他是

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其学派在“儒分为八”的八派中被称为“孙(荀)

卿氏之儒”。“性恶”论是荀子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说“人之性恶,其善

者伪也”。①认为人生来有利己性,自私是人的本能,人能弃恶从善完全是后

天人为修养的结果。所以他说,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②荀子提出“法后王”的政治思想,推崇

“周道”。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主张充分发挥人的力量去控制、

利用自然。

荀子在宋以前的学术界一直享有很高声望,宋明理学家抬高孟子,贬低

荀子时,他被从所谓的“道统”中排斥出去。

5 《易传》对儒家思想的发展

《易传》是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著作,产生于战国中期至晚期,内容

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

卦》、《杂卦》10 篇。相对经而言称为传,又称《十翼》或《易大传》。从

《易经》到《易传》的发展反映着西周到战国末年人们思想水平提高的过程。

《易传》发展了孔子积极有为的生活态度,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刚健

自强”的基本精神;总结发展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

道”的精湛命题,确立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大部分范畴。《易传》还从抽象

与具体的角度讨论规律与现象的关系,看到规律是无形的、抽象的;现象是

有形的、具体的。《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

传》提出的“太极阴阳”说,为后世儒家的本体学说规划了基本模式。

6 道家与庄子

战国秦汉间所谓道家学派,指的是祖述黄帝、老子清净无为一派的思想

家。战国时期这一学派主要活动于齐国的稷下,其具代表性的有两派。一派

以宋鈃、尹文为首,他们主张宇宙郁于“道”,“道”是一种超越时空、无

声无臭的东西。“道”也可以称为“精气”、“灵气”或“神”。孟子、荀

子可能都受过他们的影响。以田骈、慎到为首的又是一派。主张人民要“役

法”,即受法的役使;官吏要“守法”,即使国君也不能循私违法。法家代

表韩非受到他们影响。但是,在道家中能与老子齐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并

不是以上两派的人物,而是庄子。

⑤ 《孟子·梁惠王上》。

⑥ 《孟子·告子上》。

⑦ 《孟子·滕文公下》。

① 《荀子·性恶》。

② 《荀子·性恶》。

庄子,名周,约生活于战国中期的前369 年至前286 年,宋国人。曾作

过蒙这个地方的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传说楚威王曾派使者带着

贵重礼物聘他作宰相,庄子却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

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①可见,他是不肯与统治者合作的。庄子生活

贫穷,曾穿着带补钉的粗布衣,用带子系着破鞋去见魏王。晚年的他曾不得

不靠打草鞋谋生,过着一介贫穷知识分子的生活。“著书十余万言”。

庄子继承老子有关“道”的哲学基本立场,说:“夫道,有情有信,无

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②他继承了老子的辩证法,但把对立面的统一推到了极端,提出了自己最有特

色的“齐物论”。“齐物”就是齐一万物,认为任何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

的,无差别的,这是一种以反对主观片面性为目的的相对主义认识论。他揭

示了人的认识中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①

并且认识到空间、时间的无限性,说:“夫物量无穷,时无止”。②在政治上

他提出“不闻治天下”③的无为而治思想;自然观上他提出“天与人不相胜”

④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

庄子不仅在思想史上有重要贡献,而且在文学、美学方面很有建树,他

的寓言、散文都以其浪漫主义风格深刻影响着后世。

7 法家与韩非

战国法家有两派:一派以李悝、吴起、商鞅为代表,他们出于儒家的子

夏一派,主张以法制代替礼制;另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由黄老道家中慎到

一派发展而来,讲究“循名责实”,以权术控制臣下,从而统治百姓。到韩

非,不但集两派之大成,成为“法术家”;并继承了荀卿的某些观点,甚至

对以往的统治思想都有所总结吸收。

韩非,生活于战国末年的前280 年至前233 年,是韩国的公子,与李斯

同是荀子的学生。秦始皇看到韩非所著的书非常高兴,为了召请他,竟发兵

攻韩。韩非到了秦国,尚未得任用,就为李斯所忌妒,而被迫自杀于狱中。

但他的思想受到秦始皇、李斯和秦二世的尊崇,并成为秦王朝的指导思想。

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家。他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在于,提出了一

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这是他对商鞅的法论、申不害的术

论、慎到的势论加以认真总结综合之后,创造的政治思想。他认为法律是处

理政事的唯一准绳,说:“法者,事最适者也。”①认为权术乃君主“御群臣

者也”。②认为势力是君主的政权、威势,即权威,说:“威势者,人主之筋

力也。”③而君主应该明白:势是法和术的前提,法是要求臣所必须遵守的,

①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② 《庄子·大宗师》。

① 《庄子·养生主》。

② 《庄子·秋水》。

③ 《庄子·在宥》。

④ 《庄子·大宗师》。

① 《韩非子·问辩》。

② 《韩非子·难三》。

③ 《韩非子·人主》。

术是君主时刻不能离开的。

韩非在历史观方面提出了“新圣”说,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厚古薄

今的观点是新时代圣人们所不取的。他明确提出了“理”的范畴,并与“道”

作了区分。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之为物之制”,

④以“道”和“理”区别了事物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对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他指出一方战胜另一方最有效的手段在于“务力”,靠实力。说:“力多则

人朝,力寡则朝人,故明君务力。”⑤

8 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提倡阴阳五行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说:“阴阳

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认为阴阳家最早出于古代传说中唐尧时执掌天

文、历数的官吏。阴阳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末齐国人邹衍等。

邹衍,约生活于前305 年至前240 年,是齐国海滨的方士,他创造了“大

九洲”和“五德终始说”。“大九洲”说认为,除去当时人们所居住的禹域

九洲外,世界上还有9 个这么大的洲。这一地理宏观思想有进步意义。“五

德终始”说,可能源于《尚书·洪范》的早期五行之说。认为金、木、水、

火、土五行与白、青、黑、赤、黄五色,西、东、北、南、中央五方相应。

古代的天子,各体一行而五,是为五帝德。于是有白帝、青帝、黑帝、赤(炎)

帝、黄帝。他们的改朝易代依照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的顺序,或者依照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相互顺序而

更替。也就是把原来自然界物质的五行思想社会化、神秘化了。五行更始,

“道”是主宰一切的规律,周而复始地循环。阴阳学说对秦汉时期的社会思

想影响极大。

9 名家

名家,是战国时以辩论名实问题为特征的学派。春秋战国,由于社会的

大变革,“名实相怨”的情形十分严重。以致许多学派都提出了“正名”的

主张,即按照自己的观点来校正每件事物的名和实,以调整其矛盾。至战国

发展为专门的学派,其代表者有惠施、公孙龙等。

惠施,生活于战国中期的前370 至前310 年,宋国人,曾做过魏惠王的

相国。他博学多才,“其书五车”,能言善辩。他的基本观点是提出了所谓

“小同异”和“大同异”的命题。“小同异”属于常识范围之内的同异,是

人所共知的;“大同异”则是超出常识范围的,属于哲学的领域。惠施能把

这二者区别开来并引导人们深入到哲学的领域,是重要的贡献。惠施还定义

了数学上无穷大、无穷小的概念,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

谓之小一”。①认为只有包括了一切空间的体积才是无穷大,即“大一”;只

有不包含任何空间的体积才是无穷小,即“小一”。惠施还认识到高、低、

平、陂都是相对的,且可以互相转化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讲“天”和“总

之,惠施学说的要义是“合同异”,既强调对立物间的同一,又强调同一体

内部的对立。他充分发展了相对主义,只是尚未认识到相对与绝对的统一。

④ 《韩非子·解老》。

⑤ 《韩非子·显学》。

① 《庄子·天下》。

公孙龙,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前325 至前250 年,赵国人。他与惠施同

是以名辩出名的“辩士”,他所讨论的主要是“名”与“实”的关系和“指”

与“物”的关系。“名”是名词,“指”是名词的内涵,即概念,他认为“名”

是客观事物的称谓,而“指”可以离开实物,以一种潜伏的可能而存在。公

孙龙的主要观点是所谓“离坚白”说。他认为,在一块坚硬的白石上,坚和

白是两个概念:坚是指硬度,白是指颜色。人只能看到“白”,而触到“坚”。

“白”、“坚”在人的感觉中是分离的。而“坚、白”既是分离的,就要用

坚石和白石两个名称分别称呼它们,而不能称之为“坚白石”。类似的问题,

公孙龙还提出了“白马非马”的观点。公孙龙这种观点虽是错误的,但仍是

有意义的:第一,他提出了感觉与客观实际的关系问题;第二,他提出了实

体与属性的关系问题。促进了先秦逻辑学的发展。

10 杂家

杂家是战国时期产生最晚的学派。“杂”是兼收并蓄的意思,“家”即

一家之言。所谓杂家无非是既兼采各家又自成一家的学派。所以《汉书·艺

文志》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

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议官”是陈说利害,权衡得失,为统治者

出谋献策之职。所以,“杂家”思想就是综合百家思想,提炼其中“国体”、

“王治”等政治主张为一家之言的学说。其代表著作有吕不韦召集门客编写

的《吕氏春秋》一书。

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前235 年,战国末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

人。曾至韩国阳翟(今河南禹县)经商,“家累千金”。在邯郸结识为质于

赵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奇货可居”,遂弃商从政,数次入

秦游说华阳夫人,促使秦孝文王(即安国君)立子楚为太子。秦庄襄王元年

(前429 年),子楚继位。吕不韦被任为相国,封为文信侯。秦王政立,他

继任相国,号称“仲父”。决策和指挥了一系列的军事进攻,取得胜利。秦

始皇十年,被免相,出居封地河南(今河南洛阳),一年后,迁往蜀郡,于

途中饮鸩自尽。他有家僮万人,门下宾客3000。召集宾客在秦始皇八年编成

的《吕氏春秋》,大体反映了吕不韦的思想。

《吕氏春秋》书名定为《春秋》,是因为吕不韦视其为史书,但就其内

容来看却是一部以道家思想综合诸子百家的政论之书。其核心部分又是《十

二纪》中的政纲思想。《十二纪》的主旨按吕不韦的说法,是以道家“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准则为指导思想和方法,以政论之学为

具体内容,来衡量国家政治“是非”、“可不可”的总纲。其中论述了君主

必须“去私”而“贵公”,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思想;提出贵在“论人”的君

臣关系思想,要求君主应任贤无为,臣下要公而不私;认为君主应“出乎众

也”,即要得到群众支持才能得以自立。此外,书中还提出了“顺其理,平

其私”的经济思想,“尊师”、“劝学”的文教思想,以及用“义兵”统一

天下的军事思想。

《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反映了战国末年思想界的呼

声,是较符合时代潮流的施政纲领,可惜没有被在思想上坚持法家偏见的秦

始皇所采纳。

三 史学、文学与自然科学

在思想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新气象的同时,史学、文学、

自然科学等方面也呈现出一派繁荣。

1 史学

我国自古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春秋以前的甲骨卜辞和《尚书》中都保存

了大量史料。然而系统性的史书,大约到春秋战国才出现。迄今我们所见到

的第一部史书,应该说是《左传》。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一样,都

是《春秋经》的传,但写法不像《公羊》、《谷梁》传那样专在探索《春秋》

笔法,而是原原本本地写出《春秋》中所记载的每一件事的详情本事。起于

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其中叙事则至鲁悼

公十四年(前454)为止,即春秋时期史事。《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

《国语》是和《左传》差不多同时写成的春秋时期的国别史。其编撰体

例,以“国”分类,以“语”为主。据说《国语》和《左传》的作者都是左

丘明。

横家的言论记录,而非史书。但因同时并无其它史书,所以《史记》有关战

国史事,多取材其书。

《世本》是战国末年赵人所作。原书至南宋已大部分散失,目前有一个

辑本。《竹书纪年》是魏国的编年史,记载着从黄帝到魏王的史事。此书以

魏为主,略涉其它各国。

2 文学

《诗经》既是儒家经典,又是文学作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编成于春秋时代,共305 篇。内容包括民歌、士大夫抒情感事诗以及史诗性

的颂歌,即《风》、《雅》、《颂》三部分。

《风》又称《国风》,即十五国风。保存有大量民歌,是《诗经》的精

华。《雅》分《小雅》和《大雅》,多是贵族歌颂帝王功绩的作品,有些篇

章与后世的叙事诗很接近。《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内容

是在祭祀或大朝会时用于歌功颂德的颂歌。

《诗经》经过秦火之后,汉代传习《诗》的有齐、鲁、韩三家学派。另

有毛亨、毛苌一派,史称“毛诗”。后来三家诗亡佚,仅毛诗盛行,遂成为

今日所传的《诗三百篇》。

《楚辞》是《诗经》以后出现于我国南方的韵文体文学。它是以楚语写

成的诗歌。这种文体一直流传在民间,诗人屈原继承了南方优秀的诗歌传统,

取材于民间神话传说,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气质,写成了热情奔放、

照耀世界的抒情长诗《离骚》、《天问》等15 篇。同时的作家还有宋玉、景

差、唐勒等。后人把他们所创作发展的这一文体称为“楚辞”,或简称为“辞”

或“骚”。

春秋、战国的散文,有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种。前者如《左传》、《国

语》,后者以《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

表。诸子百家的著作大部分是议论文。他们为了进行论战,所以大多语言丰

富,文字流畅,比喻生动,大大推动了散文的发展。如荀况的文章气势磅礴,

论点鲜明,说理透晰。韩非善于结合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政治给各种空论以鞭

挞。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仪态万方。孟子善辩,文如江水,滚滚而下。

3 自然科学

天文学的发展在春秋战国很突出,在星象的观测和记录上作出了极大贡

献。我国28 宿体系的创立有可能始于春秋时期。28 宿是将天球赤道附近的

天空划为28 个不等的部分,各有名称。再将28 宿分属四方,称为东方苍龙

七宿,北方玄武7 宿,西方白虎7 宿,南方朱雀7 宿。28 宿的作用在于标志

月亮、太阳、五星、彗星等运行的位置和各恒星所在的位置,并用它规定季

节,编制历法,指导生产。

对于彗星的观测和记录,可靠的最早记载见于《春秋》。第一次在文公

十四年(前613):“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

哈雷彗星记录,比欧洲的记录早了670 多年。从《左传》看,春秋时期我国

对日食、陨星已有准确记录,对冬至时刻和回归年长度也有准确的测定。战

国时期我国已出现了天文学专著,楚人甘德作《天文星占》,魏人石申作《天

文》。后人把二书合一为《甘石星经》。

数学在春秋时有一定的发展。现今通行的九九乘法口诀,这时已经出现。

至迟在春秋末已有了度量衡器。春秋战国时期,已出现了筹算计算法,算筹

是一种10 多公分长的竹棍。在元代出现珠算法之前,我国一直使用这种筹算

法。

医药学在春秋战国进步显著。从1973 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帛书看,至迟在春秋末年我国已出现了专讲医药、经脉的专著。至战国,诊

断学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切脉”、“望色”、“听声”、“写形”等理论

成就。医疗器材有“箴”(针)、“石”、“熨”。《山海经》中记载的药

物已有百种以上。治病已有多种分科:内、外、小儿、妇、针灸科等。当时

出现的名医如秦的医缓,齐的秦越人(号扁鹊)等。医学专著有《黄帝内经》。

第四章 秦汉时期封建社会的成长

第一节 叙说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 年至公元220 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

包括秦、汉两朝及西汉、东汉之际的王莽和更始政权的历史。

秦朝(公元前221 年—公元前206 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

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传2 世,2 帝,15 年。

公元前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

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封建国家。其疆域东至大海,西至陇

西,南至岭南,北至阴山、辽东。为了统治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秦王

嬴政在列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他创

立皇帝制度,自称始皇帝。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以及分管具体

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地方建立郡、县、乡各级行政组织。秦王朝中央集权

统治机构的建立,确立了以后历代封建统治机构的基本形式。

秦始皇为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颁行了严密繁苛的法律,

下令收缴全国私人所藏兵器,迁徙六国豪富于咸阳,拆除六国境内城防和山

川险阻地区的军事设施,修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直道和通西南夷的

“五尺道”,五次出巡六国故地和边境地区,刻石宣扬秦的威德。在经济文

化上,颁发“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确认土地私有权。统一度量衡、货币、

文字。实行“焚书坑儒”的思想统制政策。在军事上,北击匈奴,南开五岭,

继续进行扩大统一的战争。

秦始皇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封建王朝,把历史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

秦始皇的事业是在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的条件下,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完成

的,这就使秦朝的统治具有急政暴虐的特色。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病死后,

继位的秦二世胡亥进一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造成赋敛愈重,戍徭无

已,广大农民困苦达于极点。公元前209 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

206 年,秦朝被推翻。原来作为农民军领袖的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农民起义

的果实,进行了长达4 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结果,刘邦夺得了胜利。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 年),是继秦朝而出现的强大的统一封建王

朝。公元前202 年,刘邦称帝,国号汉,初建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不久

迁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前汉或西汉。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吸取秦

二世而亡的教训,实行黄老无为政治,与民休养生息,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

经过汉初几代的治理,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

展,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比较繁荣富庶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

西汉政权建立后,恢复和健全封建国家机器,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

搞了分封制。刘邦先是封异姓王,后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又封同姓王。

同姓王后来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经过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王国势力

才有所削弱。

汉武帝统治时期,是西汉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

想文化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在政治方面,颁布“推恩令”,作“左官之律,

设附益之法”,大大削弱和打击了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建立新的选官制度,

用“察举”、“征召”的办法选拔人才,创州刺史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在

经济方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改革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实行盐铁官

营和平准均输政策;颁布算缗、告缗令,增加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军

事方面,三次大规模出兵打败了匈奴,解除了对北方安全的威胁,并多次派

人通西域;向南方用兵,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初步基础。在思想方面,实

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西汉时期的文化也有很大发展。史学家司马迁著有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

史——《史纪》。赋和散文、乐府诗是这时期的主要文学形式。此外,天文、

历法、数学、地理学、医学等都有所发展,造纸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

人民对世界文化所作的卓越贡献之一。

西汉时期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西汉中叶以后,

西域归于汉朝版图,西南、东南、东北地区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从而促进

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对外关系也有很大发展。张骞两次

出使西域,到达过大宛(今乌兹别克境)、大月氏(今新疆伊犁河流域)、

安息(今伊朗)等国。汉朝还开辟了两条通往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

西汉后期,豪强地主和官僚贵族疯狂兼并土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

会危机日益加深。公元8 年,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国号新。王莽实行的托古

改制的措施,不仅未能挽救社会危机,反而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使

阶级矛盾更趋激化。公元17、18 年,先后爆发了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经过

数年反复较量,农民军于公元23 年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东汉(公元25—220 年),是西汉远支皇族刘秀夺取绿林、赤眉农民起

义胜利果实后于公元25 年建立的豪族地主政权,都洛阳。史称后汉或东汉。

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先后九次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虐待奴婢的诏令;

组织军屯、减轻赋役、兴修水利;下令裁并郡县,精减吏员;在中央削弱三

公的权力,加重尚书台的职权,使其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机构;废除掌握地

方军权的郡国都尉,取消地方军。以上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有效地保证了对全国人民的剥削与统治权力,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东汉统治者还大力加强思想统治,儒家谶纬神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

想。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论衡》

是其不朽著作。班固及其《汉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体系,是继《史记》

之后的又一部历史巨著。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造纸技术,对文化传播有

着重要意义。张衡发明浑天仪、地动仪,对天文学和地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仲景、华佗在医学上也有突出的成就。

在东汉豪族地主政权的保护下,豪族地主势力迅速膨胀。他们一方面大

量兼并土地和财产,控制大量的依附农民,建立起地主田庄,拥有雄厚的经

济实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察举和征辟,把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豪族地主

势力的发展,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争斗。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以及“党

锢”之争,都是这一斗争的表狭。东汉后期统治更加腐朽,阶级矛盾十分尖

锐。公元184 年,由张角组织和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黄巾起义沉重打击

了东汉统治。后因割据势力增长,统一国家逐渐走向瓦解。公元220 年曹丕

代汉称帝,东汉灭亡。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它对以后2000 年中国历史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是中国封建统一国家形成时期,后来封建大一统是秦汉时期奠定的

基础。秦的统一及其统一后的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是中国古史上划时代

的大事,此后的2000 年,尽管出现过许多分裂时期,但统一一直起着主导作

用,统一国家不断扩大,直到现在,中国地大物博和统一是分不开的。

秦汉是中国专制集权制度确立时期。秦汉专制集权制度为历代王朝所继

承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中央集权封建

国家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对于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加强防御力

量、发展民族关系、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都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迟缓也与专制集权有关。

秦汉是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时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点

是地主土地私有、土地买卖、租佃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和发展,一

直贯穿于2000 年的封建社会。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大规模农民起义开始发生的时期。随着专制主义中

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以及专制制度的日益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残暴统治和地

主阶级的剥削压榨,引起了农民的不断反抗。这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起了

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秦汉是中国汉民族形成和多民族国家开始出现的时期。后来以汉族为主

体的国家不断发展。

秦汉时期的文化成就,如秦统一文字,司马迁开创、班固继承并发展的

纪传体通史、断代史著作,汉赋,蔡伦造纸术,张衡的天文学等,都是中国

古代的珍贵文化遗产,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西汉董仲舒提倡的以儒为主、

揉进阴阳迷信等思想的新儒学,最终成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

秦汉时期世界大势又是怎样呢?

当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专制集权统治之时,在意大利半岛崛起的罗马

与西部地中海的强国迦太基之间爆发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 年,迦

太基著名将领汉尼拔率军从西班牙出发,越过阿尔卑斯山突入意大利,在波

河与罗马军交锋,首战告捷。次年,又在特拉西美诺湖附近重创罗马军队,

击杀罗马执政官。公元前216 年,汉尼拔又与罗马主力决战于康奈平原,以

少胜多,歼灭罗马军54000 人,俘虏万余人。罗马统治者急忙扩充军队,组

织反攻。公元前211 年,罗马派兵攻陷与汉尼拔结盟的西西里主要城邦叙拉

古(著名科学家阿几米德卫国而死),开始了对迦太基的反攻。公元前204

年,罗马将领斯奇庇奥指挥罗马大军从非洲登陆,攻入迦太基本土。当西汉

王朝建立的公元前202 年,罗马与迦太基在扎玛附近展开了一场决战,迦太

基被战败。次年双方签订和约,罗马获得大量赔款和西西里岛及其与意大利

之间的所有岛屿。迦太基不经罗马允诺,不得与任何国家交战。从此,迦太

基实际上已处于罗马附庸国的地位。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又把矛头对准了东地中海的马其顿、叙利

亚和埃及等希腊化王朝。公元前200 年,罗马发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迫使

马其顿王腓力五世承认罗马有权干涉希腊事务。公元前168 年,罗马发动第

三次马其顿战争,在皮得纳战役中俘虏马其顿王伯尔修,将马其顿分割为四

个“自治区”,使之成为罗马的属地。参与伯尔修反罗马同盟的其它希腊城

邦也遭到罗马残酷的镇压。此后,希腊长期处于罗马统治之下。

公元前190 年,罗马在小亚的玛格尼西亚战役中击溃叙利亚的安条克三

世,迫使其放弃色雷斯和小亚的一切领地,叙利亚亦沦为罗马属国。

公元前149 年,罗马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攻下迦太基城,灭掉了迦

太基,将其辖地划为罗马的“阿非利加省”。

公元前133 年,罗马派兵攻陷西班牙北部的努曼西亚城,将西班牙大部

地区并入了罗马版图。

罗马通过一系列战争,由意大利的统治者扩张成为东起小亚、西抵大西

洋岸的地中海世界的霸主。此时,罗马原来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共和政体已

不再能够适应这一变化了的形势,一种新的统治形式——代表更广泛的奴隶

主阶级利益的帝制,便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罗马奴隶制长期酝酿的各

种矛盾便充分地暴露出来,使整个社会阶级斗争达到尖锐的程度。公元前137

年和公元前104 年,先后两次爆发了西西里岛奴隶大起义。公元前73 年,又

爆发了世界史上有名的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大起义。罗马奴隶主阶级为了维

护自己的统治,便把权力集中在少数军事统帅手中,进而集中到一个军事独

裁者之手,这样罗马共和国终为罗马帝国所取代。在这转变中,罗马统治者

克拉苏、庞培、恺撒等相互火并,纂弑相承,至屋大维时代,出现了罗马帝

国的鼎盛时代。

当此之时,帝国的扩张目标指向了中欧和西欧一些地区。从公元前16

年起,罗马进军阿尔卑斯山东部和多瑙河上游地区,并于次年建瑞提亚(今

瑞士)、诺里克(今奥地利)两省;公元前12 年以后,又将多瑙河中游、下

游一些地区,建潘诺尼亚(今匈牙利)、美西亚(今南斯拉夫)两省。公元

5 年,罗马在经过连年征战后终于在莱茵河流域建日耳曼行省。但是,罗马

在这些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公元6 年,潘诺尼亚省爆发了20 万人的

大起义,屋大维费很大力量才将这次起义平息。但不久莱茵河畔又掀起了更

加汹涌的日耳曼人起义的高潮。公元9 年,屋大维派去镇压起义的罗马军队

被全部歼灭。从此,罗马的日耳曼各行省的边界始终以莱茵河为界。

公元66 年,东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动起义,全歼耶路撒冷的罗马驻

军。罗马统治者派军前往镇压。起义群众为保卫耶路撒冷城坚持了4 年的殊

死战斗,到公元70 年,罗马军队重新占领这个城市,对起义群众进行了残酷

的镇压,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的起义者不计其数,以致“无地再立十字架,

无木再作架钉人”,而被卖为奴者达7 万之众。公元131 年,犹太人再度起

义,攻城陷镇,其势迅猛,罗马派大批军队前往镇压,费时3 年,屠杀犹太

人达58 万。公元135 年,耶路撒冷被彻底破坏,残余的人民多被掳掠为奴,

整个巴勒斯坦田园荒芜,庐舍为墟,于是开始了犹太人背井离乡,流散异地

的长期民族漂泊史。

公元前2—1 世纪,西亚的安息帝国迅速兴起,成为当时欧亚大陆上与中

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并存的三个强大国家之一。在安息国王密特里达提一

世和二世统治时期,安息在驱逐塞琉古势力的斗争中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

公元前175 年,安息得中亚的马尔吉安那。公元前155 年攻占伊朗的米底,

打开了向两河流域进军之路。公元前141 年攻占塞琉古在两河流域中部的重

要据点塞琉西亚,把塞琉古势力逐出两河流域。公元前120 年左右,中亚游

牧部落塞种人被匈奴打败,移入伊朗东部,安息将其赶至伊朗的东南部和印

度的西北部。公元前115 年,安息占领木鹿绿州,阿姆河成为安息领土。公

元94 年,又占领亚美尼亚,并扩张到南高加索和小亚的一部分。安息国都随

着国土的扩张而不断西移。到公元前1 世纪中期起,迁移到泰西封,在底格

里斯河东岸,与塞琉西亚隔河相望。

罗马为谋求夺取西亚和两河流域,不断发动向东扩张的战争。安息进行

了长期的抗击罗马的战争。

公元前65 年,罗马将领庞培率军东征,与安息交锋,互有胜负,形成严

重对峙之势。公元前53 年,罗马统帅克拉苏率7 个军团,渡过幼发拉底河,

侵入安息内地,安息采用诱敌伏击之策,佯装退却把罗马大军引入荒无人烟

的草原而歼灭之,克拉苏亦被俘杀。公元前36 年,罗马将军安东尼率军10

万再度入侵安息,安息王弗拉四世大力反击,罗马又遭惨败。公元51—63

年,罗马东侵亚美尼亚,安息出兵应战,经过激烈的争夺,最后双方签订和

约,亚美尼亚国王由安息王族充任,由罗马加冕,实际上安息仍占优势。公

元115—116 年,罗马皇帝图拉真又率兵侵占亚美尼亚,并进占两河流域及泰

西封。但与此同时犹太人等发动反罗马起义,图拉真被迫撤军,病死于西里

西亚。此后,双方仍常启战端,但无决定性战役。安息西部国境基本上保持

在幼发拉底河以西邻接叙利亚一线。安息与罗马长期较量,阻止了罗马向东

扩张,使西亚大部地区如两河流域、亚美尼亚和伊朗免受罗马奴役,为以后

萨珊波斯和伊斯兰文明的发展提供条件。

公元1 世纪初,在安息与汉朝之间,兴起了一个贵霜王国。贵霜建立后,

不断向外扩张,曾侵安息,取高附,灭濮达和罽宾。在阎膏珍统治时代,贵

霜进一步侵入印度,占领了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在贵霜迦腻色伽统治时代

(公元78—101 年),进一步向印度扩张,其势力达恒河中游地区。迦腻色

伽通过多年的对外扩张,建立起一个纵贯中亚和南亚的庞大帝国,其领土的

范围包括中亚的锡尔河与阿姆河直到波罗奈以西的北印度大半部地区。这

时,帝国的首都也由中亚迁至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

贵霜作为丝绸之路中介桥梁的作用,在迦腻色伽时期也发挥得最为充

分。此时,东方匈奴势力已被东汉逐出塔里木盆地,班超经营整顿西域局势

甚有成效,因此,丝路畅通,商旅频繁往来,国际贸易有很大发展。东汉的

丝绸、漆器、铁器,以及纸、镍等新技术发明、桃梨杏桔等优质水果和大黄

肉桂等名贵药材,都运销和传入贵霜,其中国际市场上需求最殷的丝绸药材

等皆由此转运安息、叙利亚、埃及直至罗马;另一方面,大月氏和中亚的名

产善马、毛毯、裘皮、玉石,以及印度的玳瑁、珠宝、象牙、香料,西亚和

埃及的玻璃、水晶、珊瑚、琥珀等也循丝绸之路运入中国。在对外关系上,

贵霜曾遣使西访罗马,罗马皇帝图拉真将贵霜人的图像刻于纪念物上。贵霜

使者亦曾东来中国,贡奉珍宝、狮子等物,中国亦有王子去贵霜,带去梨、

桃等物。中西文化随着这些使节往来而相互交流;中外友好关系肇始展开。

学习和研究秦汉史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主要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即

纪传体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此外,还有一些

为数不多的典籍,如政治制度方面的政书,思想方面的诸子,经济方面的农

书,宗教方面的典籍,科技方面的历法、医书等等。

多年来发掘的大批秦汉考古资料和文物,也是学习、研究秦汉史的重要

史料。首先要提到的是秦简。1975 年底在湖北云梦县县城关西边睡虎地发掘

了一批秦墓,其中11 号墓出土了一批竹简,有1115 枚,还有80 片残简。这

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秦简,是研究秦史非常珍贵的资料。1978 年文物出版社出

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对秦简进行了分类整理,有释文、注释、索引、

地图,可以使用。

汉简也是重要的资料。近70 多年来,不断发现汉代遗存的简牍,累积起

来有4 万枚左右,绝大部分出土于我国西北甘肃、新疆地区,相当于汉代河

西四郡和西域一带。这一广阔地区发现的简牍,根据出土的具体地点,大体

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敦煌汉简。英国人斯坦因于1906 年至1908 年在甘肃敦

煌县附近汉代边塞遗址得到汉代木简705 枚,其中100 枚可确切考知具体年

代。这批汉简简影见于法国沙畹《中国古文书》、王国维《流沙坠简》。1913

年至1915 年,斯坦因又一次在敦煌发现汉简84 枚,在酒泉发现105 枚。简

影见于法国马伯乐《中国古文书》、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第二编。1944

年,夏鼐等赴甘肃考古,在敦煌获得汉简43 枚,简影见《新获之敦煌汉简》,

收在夏鼐《考古学论文集》中。二是居延汉简。1930 年至1931 年,中国和

瑞士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额济纳旗黑城

东南的汉代贵遗址里,采获汉简1 万枚左右,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

简影见《居延汉简甲乙编》。劳干有《居延汉简》,分为图版之部和考释之

部。1973 年至1974 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额济纳河流域破城子等三处汉代

遗址掘获汉简2 万余枚,初步整理出70 多个完整或较完整的簿册,内容涉及

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

是研究汉代历史的宝贵资料。三是罗布泊汉简。1930 年和1934 年,黄文弼

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发现汉简71 枚,见黄文弼的《罗布淖

尔考古记》。这批汉简出土地点在汉代属于西域都护辖地,靠近楼兰遗址。

所以又把罗布泊汉简称为西域汉简或楼兰汉简。

此外,近二三十年来,在汉代墓葬中也多次发现汉简。这些墓葬汉简,

与汉史研究关系密切的有以下几种:

1972 年长沙马王堆1 号汉墓出土汉噡侯妻辛追随葬物遣册,共有竹简300

余枚,记载了随葬的葬具、食物、谷物、菹醢、酒、用器、燕乐器、内具、

燕器和一些明器等。简影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2 号墓出土汉武帝元光年间古历简,见《文物》

1974 年第3 期。

1972 年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一批医方,简影见《武威汉代医简》。

1973 年湖北江陵县凤凰山8、9、10 号汉墓出土400 余枚竹简和木牍,

其中10 号汉墓出土的170 余枚竹简和6 枚木牍,记载了西汉初期赋税、徭役、

借贷、商业等方面的情况。

1978 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寨115 号汉墓出土有关军法的汉简。

此外还有帛书。1976 年和1977 年文物出版社分别印有马王堆汉墓帛书

整理出版小组编的《法经》、《导引图》和《古地图》。其它文物考古资料,

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始皇陵、铜车马、秦代玺印、遗址、遗迹以及碑石等,

均陆续被发掘、公布,可供研究。

第二节 统一的秦王朝

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王政从乱世纷争中以军事手段横扫六合,

削平宇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朝,结束了混战割据的局面,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行动虽已结束,但在边疆,秦国的

军队仍在继续进行着战斗。当时南有“百越”,北有匈奴,对秦王朝造成一

定的威胁。秦始皇对这些地区用兵,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成果的必要步骤。

1 统一岭南

越人是我国南方的古老民族,分布在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面积很广,

各自独立,互不相属,称为“百越”。主要有闽越、南越和西瓯。秦灭楚后,

派尉屠睢率兵50 万,分五路向越人发动进攻。秦军很快攻占闽越,但在南越

和西瓯却遇到抵抗。他们利用当地山青林密、河谷纵横的地形,不断袭击秦

军,使秦军遭到重大挫折,连统帅尉屠睢也被击杀。后来,秦始皇派戍卒增

援,才取得胜利。战争前后进行了8 年。在战争过程和取胜后主要办了三件

事:一是开凿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运输粮饷的困难。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

境,全长34 公里,现叫兴安大运河。在兴安境内发源两条河,一条是湘江,

向北流入长江;一条是漓江,向南流入珠江。灵渠的开凿是把湘江水截住流

到漓江。灵渠设计灵巧,技术复杂,是我国古代运河建筑史上的奇迹。灵渠

开凿后把长江与珠江水系连结起来了,打通了南方的水上交通。两千多年来

灵渠一直作为南北水路的重要通道,在沟通南北,维护统一上起着很大作用。

二是征发50 万刑徒罪犯到岭南支援,取得胜利后又陆续征发几十万人民到那

里戍守,他们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文化,对于开发

珠江流域作出了贡献。三是战争结束后,秦在越地设置了闽中、南海、象、

桂林四郡,把分散的越族基本上统一起来了。

2 开通西南夷

西南夷按照分布地域的不同,区分为西夷和南夷两部,每部又有若干族

属。主要地区,包括了今贵州西部、云南的东部、中部、西部,四川的西部

和西北部,西藏的东部。这些民族的族属复杂,语言和风俗不同。主要有夜

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等。战国中期以前,这些

民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楚倾襄王时,楚将庄0 曾平定滇池地区,于该处

称王。庄0 带去了先进的楚文化,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秦灭六国后,派将军常頞征调巴、蜀士卒,经略西南夷。常頞自今四川

宜宾至云南昭通一线的崇山峻岭上,开凿了5 尺宽的道路,通于西南夷,并

在一些民族地区设置了行政机构。《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于“诸此国

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秦经略西南夷,开5 尺道,

对促进巴蜀乃至中原和西南夷地区的民族间的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起

了重大的作用。

3 对匈奴的战争

匈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战国时强大起来,不断向南侵扰。秦在灭六国

时期,匈奴头曼单于乘中原地区的战争方炽,赵、燕的北部边防松弛,就率

领控弦之士进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秦灭六国以后,于秦始皇三

十二年(前215)派将军蒙恬率士卒30 万人北击匈奴,把匈奴势力赶到阴山

以北,收复了河南地。秦在这里设置了三十四县①,重设九原郡。又从内地移

民3 万户到这一地区戍守和垦荒。蒙恬又北渡黄河,据守于阳山(狼山之西)

和北假(阴山下)一带。

4 修筑长城

为防止匈奴贵族的侵扰,秦始皇下令又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伟大工程——

长城。在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都曾在北边“筑长城以拒胡”。秦始皇

三十四年(前213),秦始皇征调大量的人力、物力,把过去秦、赵、燕三

国长城连接起来,修筑了一条从临洮(今甘肃岷县)一直到辽东郡碣石的万

里长城。长城作为工程建筑体系是由关隘、城墙、城台、烽燧四部分组成的。

关隘,也称关城,往往设在高山峡谷等险要处,扼守要冲,以极少兵力抵御

较多敌人,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目的。城墙,是长城的主体,一

般随地势而筑,城台,分墙台、敌台和战台三种。烽燧,也叫烟墩、烽火台。

大部分建在高山顶上或平地转折处,专为传递军情之用。秦始皇派大军在长

城沿线驻守,并在这一线设立10 余个郡,管辖和开发长城沿线地区,又大量

移民前往开垦,以保证边防的供应。长城的修建,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是对保护北部边疆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也起了

积极作用。

5 秦都咸阳

咸阳位于渭水北岸,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再加南有终南山为屏障,北靠

九■山,地势险要,利于防守;又因此地靠近原西周镐京,附近人口密集,

土地开发较早,南山又有取之不竭的产物。这一切都为咸阳的发展提供了条

件。根据考古发掘,秦咸阳故城址在今咸阳市以东,这里原是北依高原,南

临渭水;境内宫殿林立,楼阁相连。宫殿主要分布在原上,其范围大约东西

6 公里,南北2 公里,宫殿主要有咸阳宫、兰池宫。渭水之南还有阿房宫、

诸庙、章台、上林苑。

咸阳宫是秦的皇宫,营建在北原上,通过渭桥与南岸的兴乐宫相通。秦

始皇在统一战争中,每打败一国,便模仿该国的宫殿形式,在咸阳北原上重

新建造,号称“六国宫殿”,建筑各具特色,式样繁多。共有宫室145 处,

藏美女1 万多人。

秦始皇灭六国以后,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殿小,又在渭南上林苑中作

朝宫。朝宫即阿房宫。其规模宏大,仅前殿东西就有500 步,南北50 丈,殿

上可以坐万人,殿下可建立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达南山。宫前立

12 个铜人,各重34 万斤。阿房宫遗址在今西安市西郊赵家堡和大古村之间,

殿基为夯土,台址东西宽约2 公里,南北长约1 公里。

渭河横贯咸阳城,把咸阳分为南北两部分,渭北的咸阳宫原是秦王朝政

治活动中心,自从阿房宫兴建后,便向渭南转移。南北有渭桥相通,秦始皇

又引渭河水为池,筑蓬、瀛,称兰池宫。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为34 县。《史记》、《汉书》中《匈奴传》均作44 县。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 万户,如每户以5 口计

算,至少有60 万人。咸阳人口分布是“仕者宫,不仕耕者近门,工贾近市”。

二 专制集权制度的建立

秦统一六国后,在秦国原来政权机构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统一的中央

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创建起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统治机构和封建

的专制主义制度。

1 皇帝制度

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王”。秦王政统一中国

后则提出:“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①。他认为“王”

的称号与其统一天下的功业不相称,已不足以显示其尊贵,遂令臣下议帝号。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和博士官们议论后认为:古时有三皇—

—天皇、地皇、泰(人)皇,其中以泰皇最为尊贵。因此,向秦王政上尊号

叫“泰皇”。秦王政考虑后作出决定:去掉“泰”字,保留“皇”字,再采

用上古帝位的称号,号称“皇帝”。意思是“德兼三皇,功包五帝”。从此,

“皇帝”代替“王”,成了封建社会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秦始皇采用五德终始说神化皇权。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末年齐人邹衍创立

的。他把阴阳与五行相胜配合起来,提出五德终始的循环论和命定论,认为

土、木、金、火、水五行就是五德,历史上的每个朝代代表其中一德,按照

五行相胜的次序,互相更替,周而复始。秦始皇是第一个实行这种学说的,

认为周得火德,秦得水德,水能克火,故秦代周。秦始皇采用五德终始说是

用以证明他代周的必然性和实行法治的合理性,为专制主义皇权寻找思想理

论根据。秦始皇还搞封禅。战国时齐鲁一些儒生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

应到泰山祭祀,这叫“封禅”。封是到泰山顶上祭天,禅是到山下祭地。秦

始皇在统一后第三年来到泰山上筑坛祭天,又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其

目的在于宣扬天命论,把皇帝与天帝联系起来,以更好地维护其统治。

2 郡县制

秦统一后,就如何巩固对六国地区的统治,把全国权力集中到中央,在

朝廷内曾展开一场争论。丞相王绾认为六国刚平定,燕、齐、楚故地离秦都

遥远,不实行分封难以控制。因此,主张封子弟为王,以加强对边远地区的

统治。许多大臣都赞成王绾的意见。廷尉李斯则反对分封,主张实行郡县制。

他说:周代分封子弟同姓很多,后来封国之间日渐疏远,以至互相攻伐,如

同寇仇,结果周天子也难以禁止,分封引起了战乱。如今海内统一后,已普

遍设置郡县,对皇帝诸子及功臣,只要让他们坐食租税并重加赏赐就足够了。

这样天下无异心,才是永久安宁之术。秦始皇最后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他说: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

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①于是,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尽罢诸侯,

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郡县制的推

行,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郡县制有利于集权和统一。由于郡县控

制地方,集中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权力。正如柳宗元所称赞的那样,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郡县制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①。

3 封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

秦朝在中央设置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左右丞相、主管军事的太尉以及掌

管重要文件、监督百官和司法审判的御史大夫。他们互不相属,互相牵制,

从而保证决断权集中在皇帝手中。此外,还设置分管具体事务的其它中央高

级官吏,主要有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

少府等。

在地方设置郡、县两级行政机构。郡设郡守全面负责郡的政务;郡尉辅

佐郡守掌管郡的军事;郡监掌监郡,是隶属于中央御史大夫的特殊官吏,任

务是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等。县设县令(长),掌管一县政事;县尉掌军

事;县丞掌司法。在县以下还有乡、亭、里等基层机构、负责教化、治安和

征收赋税、组织生产等。

以上从中央到地方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由皇帝任免,对皇帝负责,从

而保证了国家的军政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的权力又通过从中央到

地方的这个严密的封建统治网和各级官吏最后到达一家一户农民,大大加强

了对全国农民的剥削和统治。秦始皇所创立的这套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度,对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秦以后的封建朝代,

其政治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虽有不同,但基本上是秦朝所建立的这套封建专

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4 秦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商鞅变法以来的法律令加以补充和修订,颁布全

国,对六国原有的法律令,除吸收有用的条文外,其余都予废除。湖北云梦

出土的秦律竹简中,不仅有对商鞅制订的秦律的解释和案例,还有从商鞅变

法以来先后修订的各方面的律令,如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

工律、徭律、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效律、游士律、牛羊律、傅律、捕

盗律等等,不下数十种。虽远非秦律的全部,却可以看出从农业到手工业,

从徭役到交换,从经济到政治等多方面的内容。说明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

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极为广泛地使用刑罚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压

榨。秦律是加在农民身上的沉重的枷锁。

① 柳宗元《封建论》。

三 巩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

1 “使黔首自实田”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 年),秦政府颁发“使黔首自实田”①的法令,

进行全国性的土地登记。这是由于统一战争过程中,土地占有情况变更较大,

尤其是东方六国的土地占有情况,秦国很难掌握。这次登记,在于承认现实

土地的占有状况,以稳定赋税收入。这样,也就以国家统一法令的形式,确

认了土地的私有权。

2 上农除末

秦统一六国后,李斯就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

农工”②,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实行“上农除末”的政策。他曾下令不

断把农民迁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方去,用定期免除徭役的办法来加以奖

励。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把3 万户农民迁到了沿海的琅琊台,免除他

们徭役12 年。三十五年又迁3 万户农民到丽邑(今陕西临潼县西),迁5

万户到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都一律免除他们徭役10 年。三十六年又

迁民3 万户到榆林(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黄河以北地),都拜爵一级。

迁徙农民的目的在于充实边地郡县的户籍,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与此同时,

秦始皇又采取打击不法商人的政策。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的琅琊台

刻石上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记载。秦始皇三

十二年碣石刻石又称:“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①。这里反映出秦

始皇确实是实行着打击非生产性活动,鼓励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政策。

这一措施对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经济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3 迁徙豪富

秦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 年),将全国各地的

豪富之家12 万户迁到咸阳。三十五年,又“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②。

此外,秦还不断强迫个别的豪富、贵族进行迁徙,如灭赵后,将赵王迁徙于

房陵③,并将当地的豪富迁于临邛。破魏后,又将魏的豪富孔氏迁于南阳。

秦始皇迁徙豪富的目的,一是在政治上对豪富进行打击。这些豪富虽然

在社会大变动中丧失了政治特权,但经济上和宗法上还有很强的实力,他们

是同中央王朝闹分裂的潜在力量,采取迁豪政策是为了从根本上使他们不能

“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④。二是促进首都咸阳经济的发展。散居全国各

地的豪富,都有大笔财富,也有丰富的经营之道,把他们集中到咸阳,对促

进咸阳经济发展和增加秦王朝的剥削收入也是有利的。

4 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淮南子·泰族训》。

④ 《盐铁论·复古》。

秦统一前,货币非常复杂,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都不相同,计

算单位也很不一致。如齐、燕等国主要使用刀形的刀币;魏、韩、赵等国主

要是流通铲形的紵币(又叫布币);楚国使用郢爰和形若海贝的蚁鼻钱;秦

国使用圆钱。秦始皇统一后以秦国货币为标准,统一全国货币。具体措施是:

规定货币为两等,上等为黄金,以镒(旧说20 两或24 两)为单位,下等为

铜币,圆形,重半两,上有“半两”二字。

统一度量衡制度是秦始皇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秦统一前,各国度量衡

制度各不相同。秦统一后,秦始皇在统一货币的同时也实行了统一度量衡的

措施。具体内容是:以秦国原来的度量衡为基础,制定了新的度量衡制度,

废除六国的旧制。新的度和量都以10 进位,度的单位有寸、尺、丈、引;量

的单位有合、升、斗、桶(斛)。衡制规定铢、两、斤、钧、石,24 铢为一

两,16 两为1 斤,30 斤为1 钧,4 钧为1 石。官府制作统一的度量衡器发至

全国,以作为标准器。为了有效地统一全国度量衡,秦始皇还采取了定期检

查和大力宣传的措施,并规定对不按统一度量衡制度办事的人绳之以法。秦

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措施是有力的,而且它的制度也比较合理和简单易

行,因此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影响。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各种度量衡单

位的数值,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很多变化,但各种基本单位及其

相互的比值等制度都长期继续下来,而且基本保持着全国范围的统一,这也

是秦始皇对国家统一事业的一大贡献。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异形和混乱,不但妨碍政令的执行,而且影响着经济、

文化的发展。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即进行了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化工作。

宣布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罢“不与秦文合者”。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

别用小篆书体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既是儿童初学

的识字课本,又是推行小篆标准的文字范本。与篆书通行的同时,在广大人

民群众中又创造出一种比小篆更加简便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秦始皇

派程邈对隶书进行整理,在全国推行。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由古体转为

今体的重要里程碑。

秦始皇统一文字,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用的字体,适应了当时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对于中国两千多年来汉语书面语言的统一,

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文化古籍的保存和流传,尤其是对于巩固封建

国家的统一,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幅员辽阔,在秦之后的漫长历史过程

中,文字发展有演变,但文字却始终是相对统一的,而文字的统一对经济、

政治的统一和发展又起着重要的作用。

5 收天下之兵器,通川防,修驰道

秦统一的当年,秦始皇下令将缴获的六国武器和没收的民间所藏的兵器

运到咸阳,加以销毁,铸成12 个各重千石的钟鐻铜人。还下令拆除了战国时

期各诸侯国之间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和长城,决通川防,并修筑了以咸阳

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驰道。这些措施,对于消除分裂割据,巩固国家统一,

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6 焚书坑儒

前213 年,博士淳于越向秦始皇建议分封诸子。理由是,中央权力集中

之后,一旦权臣专政,皇帝孤立无援,应当分封子弟,自为枝辅。丞相李斯

坚决反对,认为这是愚儒的复古思想在作怪,是以古非今,为了别黑白而定

一尊,树立绝对的君权,遂建议《诗》、《书》、百家语一律交官府销毁。

令下30 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4 年。谈论《诗》、《书》的处死,

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见知不举的同罪。想学法令的,以吏为师。

秦始皇招引方士为他求不死药。方士深怕获罪身死,有的逃亡,有的私

下议论秦始皇的短处。秦始皇以诽谤妖言罪,命御史案问,诸生牵连达460

余人被坑杀。

“焚书坑儒”的主要目的,在于统制人们的思想。这种残暴的作法给民

族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四 秦末农民大起义

1 秦始皇残酷统治

秦始皇的统治实行全面法治的原则,也就是“事皆决于法”①上至军政大

事,下至人民日常生活,都有法律的限制。他把法看成治理国家唯一有效的

工具。为此颁行了规范类型完全、结构较为严密的法律。秦始皇为了实行对

人民的严密控制,不仅将六国的百姓重新编入户籍,5 家为1 伍,10 家为1

什,1 家犯罪,其余4 家连坐,而且还把连坐法作为司法的普遍原则,对同

居、同里、同行政组织内的成员也依法规定了连带的刑事责任,在这个范围

内,他人的犯罪行为也被看成自己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告发,就分别情况给

予相应的刑罚。为了更有效地实施法令,秦始皇还普遍实行“赏告奸”的原

则。不仅鼓励邻里之间告发,而且还鼓励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相互告发,若

不告发,则要受到惩罚。秦始皇还从韩非轻罪重罚的理论出发,实行严酷的

刑罚。如一人犯法,罪及三族;“盗马者死,盗牛者加”②;“誉敌以恐众心

者戮”③等等。秦始皇实行严刑峻法的结果,使劳动人民动辄触犯刑律,以至

“囹圄成市”、“赭衣塞路”。

秦始皇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骊山墓,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给

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和灾难。

秦始皇的残暴统治,激发了社会各种矛盾的加剧。在统一后的10 余年

中,他先后五次巡行全国,到各地耀武扬威,以图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然而

就在秦始皇巡行过程中,反秦烈火却越烧越旺,他自己最后亦病死在巡行的

途中。

秦始皇死后,中车府令行符玺事赵高与秦始皇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密不

发丧,并诈称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长子扶苏及大将蒙恬死。扶苏受

诏后即自杀,于是胡亥袭位于咸阳,为二世皇帝。秦二世上台后,其统治之

残酷,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疯狂诛

杀了身负军事重任的蒙恬、蒙毅弟兄。又网织罪名,杀秦公子、公主23 人,

其它宗室大臣相连坐者不可胜数。使得宗室振恐,群臣人人自危,统治集团

内部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

残忍昏暴的秦二世,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也更加残酷。在埋葬秦始

皇时,二世下令:始皇后宫凡无子者,均须为秦始皇殉葬,成为秦史上规模

最大的一次人殉。他还惟恐修陵的工匠泄露陵墓内部机密,竟于始皇尸体下

葬后将所有在墓内劳作的工匠统统埋于墓内。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惨

剧。二世又继续修建秦始皇统治时期未峻工的阿房宫,还不断地治直道、驰

道,又征发人民戍边,还调集各郡县“材士五万人为屯咸阳,令教射狗马禽

兽”①。秦二世如此恣意挥霍,当然必定要向劳动人民加紧榨取。因此在他统

治期间“赋敛愈重,戍徭无己”②,“法令诛罚,日益深刻”③,使原来就挣

① 《史记·秦始本纪》。

② 《盐铁论、刑德》。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72 页。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资治通鉴》卷8。

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彻底断绝了生路,造成了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

寻常的加剧的局面,阶级矛盾已空前激化。秦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已为自己的

政权的迅速崩溃准备好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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